三十载风云激荡，科技与资本的浪潮在东方热土上奔涌不息。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起步，到互联网时代的弯道超车，再到硬科技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昂首突围，中国科技创投的每一步跨越，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凝聚着先行者的远见与坚守。
单丽红女士以三十余年华尔街与本土市场的双重阅历，纵览中 美科技生态之差异，亲历中国科技投资从萌芽到繁荣的全历程，于历史脉络中洞察趋势，于时代变局中锚定方向，为我们铺展一幅中国科技产业迭代升级、资本生态日臻完善的壮阔长卷，亦让我们看见，中国早期科技创投的黄金时代，正踏浪而来。
您拥有三十多年科技与金融投资生涯，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科技投资的？当时的行业环境是怎样的？
我最早接触科技投资是在1993年到1995年，当时我作为*个金融分析员，加入了一家由华尔街大咖创办的私募股权投资直投公司ASIMCO。那时候我们专注于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的投资，在当时中国汽车行业还没有那么发达，汽车零部件已经算是非常高科技的领域了。我们当时的战略，就是把资本、管理和技术同步引入到中国汽车零部件的投资发展中。
这个理念放到现在也不过时，但在当年的中国，是相当超前的。虽然我们很快就完成了融资——那正是全球对中国充满好奇、改革开放初期的阶段，但在管理层面，我们缺乏足够的专业管理人才，引进海外管理模式时产生了很多冲突；而技术又主要依赖进口，包括设备和外方专家，在落地效率上也出现不少问题。
可以说，资本、管理、科技三者结合的生态系统，在那个阶段还很不健全，这也是我们早期在中国做科技投资遇到的核心阻碍。
之后我花了更多时间在国际公司，持续参与科技行业发展，也清晰看到了中国与国际，尤其是美国科技行业发展的巨大差异。
您在海外亲历了美国科技行业的发展，您觉得中 美科技行业核心的区别体现在哪些方面？
差异是方方面面的。
首先，美国的资本市场非常成熟，管理体系也经过几十年专业人才培养，资本与管理基础都很健全，因此整个行业对技术提升的执念非常强。大量完全市场化的早期VC，会强力投入前沿科技研发，所以美国超前的高科技创业公司屡见不鲜、层出不穷。行业竞争也极其残酷，不进步就会被淘汰，对技术创新的要求极高。
很多科技公司甚至只有一个技术产品雏形，就会被巨头收购。我印象很深，2000年我开始负责网络科技行业，当时我的客户McAfee想从客户端杀毒软件拓展到企业端，我帮它并购了一家成立仅两年、还未实现产品化的公司IntruVert，耗资1亿美元。这家公司在IPS入侵防御系统上拥有当时*的技术，这次并购让McAfee在互联网防入侵领域快速拿到技术先机，实现了最快的市场落地时效。
这种模式也让大量早期VC支持的企业迅速实现价值，所以美国早期科技创投非常普遍。
其次，并购是美国科技企业非常主流的成长模式，这也源于资本市场的健全。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分拆再上市、MBO、LBO等方式，快速切入新市场，甚至引领行业格局转变。
我刚加入雷曼兄弟科技组不久，在1997年末、1998年初，就参与协助客户Digital Equipment（DEC）与康柏完成一笔96亿美元的合并，这是当时科技行业历史上*的并购案。
这次合并实现了从PC端到企业端、尤其是互联网企业端的范式转移，把DEC在服务器领域的*技术与康柏的PC端结合，搭建起互联网基础架构。尽管后续整合遇到困难，合并后的公司最终又与惠普融合，但这也体现出：科技行业持续迭代，并购是重要的推动方式。
第三，大型科技公司必须持续迭代业务模型，走在时代前沿。
2004年，我作为雷曼兄弟团队参与了谷歌IPO。当时谷歌的定位是搜索技术+互联网入口，我所在的软件团队与媒体团队协作，2004年8月所有银行家都放弃休假，完成了一次创新式上市——谷歌没有采用传统承销商模式。
那时的谷歌还只是一家互联网技术公司，但它通过自我创新、自我迭代、并购优秀团队不断与时俱进，如今已经成为AI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与引擎平台。
反观国内，几十年里能像这样持续创新迭代的国际化大公司，其实并不多。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差异，是企业端的付费与消费模式完全不同。
我在雷曼兄弟十年，主要做软件领域，包括网络安全也大多以软件、软件+服务、软件+硬件的形式存在，美国企业愿意为软件付费。但在中国，直到今天，企业端为软件付费的习惯仍未完全形成，商业模式底层逻辑不一样。
美国软件行业从传统软件，进化到SaaS实现更稳定持续的收入模型，如今又演进到人工智能整体解决方案，逐步替代传统SaaS，实现持续模式迭代。企业客户、政府客户都具备持续为技术买单的消费习惯，而中国这个模式尚未形成，也给技术公司的产品化、市场化带来了不一样的挑战。近期我们看到Anthropic的智能体对企业服务软件行业造成的巨大冲击，并快速在医疗、金融等行业推出专业智能体，这可能会成为未来技术基础设施的新模式。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智能体的模式可以让中国企业跳过传统的SaaS企业软件层，直接进入智能体产业时代。
2006年您从美国回到亚洲，创办摩根大通亚洲科技投行，当时中国的科技生态是什么样的？
我回来后面临的是一个不同的科技生态。
当时我们现在说的“硬科技”领域，国内只有少数几家做芯片、做软件的企业，但在技术、规模、人才等各方面，和国际差距都非常大。
我服务过的网络安全企业深信服就是典型案例。2010年左右我们原本计划让它在美国上市，当时公司规模还非常小，是一家软硬件结合的网络安全企业，因种种原因当时未能赴美上市。
后来公司持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并受益于中国自主研发网络安全需求的趋势，于2018年国内上市，如今已是市值超600亿的龙头公司，产品体系也在持续拓宽。
但它的发展历程，美国企业可能只需要几年，它走了将近20年。这也说明，中国硬科技的生态土壤，在资金、管理、技术上，曾经与国际存在很大差距。
2006到2012年我负责摩根大通亚洲科技组期间，中国科技创新的核心逻辑和美国有所不同——当时并不强调硬科技，因为商业模型、市场、用户对高端技术的需求还没到位。
但与此同时，中国迎来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黄金期，在这个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我们有对应的人才与土壤，用户习惯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用户体验、商业模式与服务创新上走出了中国模式，不再是单纯的“拿来主义”。
我们看到大批本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公司快速崛起，滴滴、美团、字节跳动等，都根植于本土技术模式与用户需求，在规模和普及度上快速超越美国。
互联网时代给了中国科技创新巨大的机会，全球资本涌入、企业赴美上市，中国独角兽规模一度与美国比肩。但这段时间里，硬科技发展依然相对缓慢，早期VC更多流向互联网及互联网+消费端领域。
您后来在中国的投资重心是如何转向硬科技的？
2012年，全球资本高度关注中国VC市场，看好中国的价值创造机会，我也在那一年加入HarbourVest——全球最资深的VC投资平台之一，并牵头创办中国区业务。
那段时间正是中国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全面爆发的阶段，从消费到金融到医疗等各行业垂直领域全面开花，为各行各业带来巨大价值提升。
到2018年，中国在互联网应用领域诞生了多家世界级巨头，覆盖消费、金融、科技、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但硬科技领域的早期投入依然不足，鲜有出现大体量的硬科技龙头。
转折点出现在2018年之后，2019、2020年，国内部分行业增长放缓，叠加国际政治形势变化，让我们重新意识到硬科技底层能力的重要性。
同时，行业从互联网底层走向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们意识到：中国必须拥有自主可控的核心硬科技能力，必须实现高价值、难获取的国际设备与技术的国产替代，同时发挥中国制造业优势。过去依赖低附加值商品出口的模式难以为继，也倒逼我们必须自主研发、加大早期科技投入。这既是挑战，更是历史性机遇。
到2025年至今，我们看到一批长期深耕芯片、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硬科技企业集中爆发，或成功上市，或被高价收购。这进一步让大家看到，发展硬科技，是国家战略、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引擎，是中国必须走的路。三十年走来，中国终于在硬科技、早期硬科技投入上，与世界对标。
过去中国硬科技早期投入相对滞后，您认为核心原因是什么？现在又发生了哪些改变？
硬科技早期投入落后，主要有三个层面原因：
*是政策导向。早期科技投资风险相对偏高，如果没有友好的政策支持，市场各方面资源很难导向这个领域。但近几年，我们看到政策层面已经明显加大鼓励力度。
第二是资本偏好。国内资本过去普遍追求快速盈利，更愿意用资金砸规模、扎堆投Pre-IPO上市前项目，缺少长期陪伴科技创新的“耐心资本”。今年以来，国家正积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耐心资本正在增多。
第三是人才。硬科技尤其半导体行业，不仅需要*人才，更需要持续稳定的经验与工艺积累，过去我们存在人才短缺。现在越来越多高端人才回流，正在为构建良好生态补齐关键一环。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从我最早接触科技投资，到如今加入高捷资本，专注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亲眼见证了中国在资本、管理、技术上的全面认知迭代与回归。我个人坚信：中国早期科技创投的春天，终于来了。
当然，这会是一个长期过程，中间会有泡沫，会有失败，但只要坚持长期主义，有情怀、有信念、有热爱的创业者，配上长期耐心资本的陪伴，中国一定能诞生更多伟大的、国际化的科技公司。另外，人工智能的大时代，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而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底层演变。从PC、分布式计算，到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再到人工智能这个底层，会是一个从底层的算力到中间层的架构，再到产业化应用的全面变化。
这个阶段，会有很多原来的企业消失，技术被替代，也会产生很多新的产品、服务应用到各个行业领域。在人工智能时代，中国是有独特优势的。首先从电力到算力上，中国资源丰富；然后从数据量及采集应用方面，中国有很大的规模优势；再有，中国消费端的应用场景广泛，可能会更快的切入到人工智能的应用发展。另外，中国制造业的发达和人工智能的叠加，有利于让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当下，技术转化为产品、落地于市场的效率持续提升，国内资本对科技生态的支撑不断强化，*人才正加速向科技领域汇聚。多重优势叠加，让中国有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抢占全球发展先机。唯有坚持长期主义，深耕技术创新，稳步推进国际化布局，才能真正孕育出一批具备全球竞争力、引领技术前沿的*科技企业。我相信，我们正身处中国科技发展*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