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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蜕化收入失落:媒体人你为什么还没转行?

​这两天,一篇《不干苦逼的媒体,我去干公关了!》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我的各类媒体朋友圈中,并被冠以“含泪推荐”、“泣血推荐”等湿乎乎的前置修饰语。然而,从一个曾经在媒体界摸爬滚打6年多的前媒体人角度来看,我认为这篇文章还不够好。原因是文章把重点都放在怎么去“干公关”,而没有讲清楚媒体人如何“苦逼”。
2013-06-25 13:27 · i黑马  伯通   
   

  ​这两天,一篇《不干苦逼的媒体,我去干公关了!》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我的各类媒体朋友圈中,并被冠以“含泪推荐”、“泣血推荐”等湿乎乎的前置修饰语。然而,从一个曾经在媒体界摸爬滚打6年多的前媒体人角度来看,我认为这篇文章还不够好。原因是文章把重点都放在怎么去“干公关”,而没有讲清楚媒体人如何“苦逼”。(注:在传统媒体中,有三类工种,即:记者、编辑、领导。本文所称“媒体人”仅指向前两类工种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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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人苦逼吗?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已经没有疑问,但曾经,媒体人的确拥有过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光。《看天下》记者王晓的名篇《一个记者眼中的十年:当理想照不进现实》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广泛共鸣——“十年前,平媒记者尚被视作‘无冕*’……十年前,他或许会不假思索地说,‘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那一刻,你会看到阳光照在他的脸上。”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南方系”一路成长为传媒标杆,与焦点访谈并列成为“中国媒体的良心”,《南方周末》更是被后人追封为“中国报纸当仁不让的精神指针”。而在体育和科技等更开放的垂直媒体领域,八千足记的名头霸占着大街小巷书报亭的显要位置,人们期待着李承鹏和周文渊、董路隔空斗法;那时,“京城四大IT名记”甚至可以与雷军丁磊开个三人饭局,和李彦宏一起玩杀人游戏。

  那个时刻,媒体人初尝采编市场化的甜头。用原南周著名记者,现腾讯网总编陈菊红的话说,“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有记者曾经这样描述该报上世纪90年代的工资,“钱发下来了,还没来得及存进银行,下个月又发了。放在家里,一摞一摞的。”

  但“金子一样的日子”终有结束的一天,1996年,中国报纸出版种数达到历史最高值,之后便震荡下行。2000年后,伴随着“有文明以来最不可思议的技术创新”,媒体生态被彻底颠覆,“个人*次获得实现其表达权利的技术经济基础”。在焦点泛滥的年代里,人们对信源和信道的切换几近秒杀,洛阳纸贵的故事鲜有听闻,媒体人的好时光结束了。

  “精神蜕化的背后,是收入的失落”

  在那个黄金年代,编辑方三文尚被故乡人称为“巨大的传奇”,而如今去做咨询和“思想盛宴流水席”的孙保罗,也曾以“被贵州省封杀”的记者生涯而自鸣得意。

  其实,*个把媒体人拉下神坛的,正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就在今年高考志愿网上填报首日,一条新闻在微博上获得掌声如雷——《学生高考欲报考新闻学,采访记者当场劝阻》,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说:“我理解,咱们这个行业,已由自嘲升级到自辱了。”

  是的,几乎每隔几年,都会有一拨成长起来的媒体人痛心疾首的说,自己当年是如何被“新闻理想”忽悠上了不归路。

  比如我的一位好友徐君,以北外校学生会主席的身份毕业后,没参加学校的推荐和分配,自己孤身一人下广州,加入了广日集团。几年后,身为门户网站编辑、开启民智先驱,小徐自以为可以在同学聚会时一展风云,却被来自国家部委、央企、银行的同窗刷了三观,确切地说,是被同窗的月薪和SUV刷了三观,自此闭门思过,再不敢轻言参加同学聚会。

  媒体是一个奇特的行业,在大学毕业头两年中,几乎没有几个行业的收入能与媒体相比。譬如在一线大报,只要肯勤奋做版,认真码字,当一个月入近万的编辑或记者并不困难;几大门户网站也很容易给毕业生开出6K以上的薪水。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当同龄人的薪水接连攀升时,媒体人的收入却依然原地踏步。我已经见过太多新入行的菜鸟与干过5年甚至10年的老手拿几乎同样薪酬的情景(收入差距不超过30%),在大多数行业中,这是无法理解的。

  当然,我们可以从工资制度(传统媒体实行低基本工资+绩效,类似中介或销售)、媒体广告收入份额、媒体人力机制,以及那1999年设立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等方面入手,分析媒体人“一眼万年”的工资境遇。但更根本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并无关制度和货币,而是——这个行业的门槛太低了,几乎趋近于零。

  想当媒体人吗?容易。只需打开最新一期南周,或者妖鹿山的跟贴,感觉到自己有“悲情潮涌、深邃远方,励志启蒙不明真相的群众,以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留下自己的痕迹”的情绪时,你就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媒体人了。没错,你可以不了解什么是转基因,中医与西医究竟有什么不同,无需掌握什么过硬的知识储备、工作技能,也不需要任何培训和传帮带,只要抱有一颗悲天悯人、愤世嫉俗的心,就跨越了这个行业的*门槛。

  在此前的媒体生涯中,我几乎每天都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如果在自己40岁时,已经熬不动夜写不动稿,月薪还比新来的大学生高出一截时,领导会怎么办?

  借用梁剑的话,直到今天,我依然对那些身居于斗室、拥挤于地铁、叹息于房价,但心怀中南海、指点钓鱼岛、快意平西王、发动键盘革命的战友们心存敬意。

  上船易,从良难

  任何一个工作,都有其稳定态,在稿费方面无法弥补的,注定要从精神方面加以填充。虽然新闻理想和“公知”一样,已经被无限趋近于贬义词,但媒体人普遍的自我感觉良好,还是令社会其它阶层难以望其项背的。

  由于掌握更为频繁、高效的发声渠道,亲眼见证舆论之巅和公司崛起,媒体人常常误以为自己已经开过光,雄心万丈之下是不接地气的虚浮。这方面比较老的教训,有曾经认为“所有人都该平起平坐”的刘韧。一个真实的案例是,我曾亲眼看到某报社“内部创业”时,一位资深调查记者,拿着“收集中国最全的财报和研报,供用户免费阅读”的项目计划书,意图挑战股 吧和雪球。我想了想身边哥们月薪20K都招不到工程狮的囧态,在心底默默为这位老记者点了一根蜡烛。

  近两年,媒体人转型愈演愈烈,不是拉队伍创业,就是从内容生产转到了PR、CSR。虽然业界最有态度的妖鹿山内容团队的领导们集体去做产品了,但偏偏还有不少媒体人在通往“当上领导,不用写稿”的终南捷径上一路狂跑,媒体是个适合锻炼不写错别字、快速吸收消化能力的职业,但是要想真切地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状态,请你脱下吊儿郎当的背心裤衩,走出采编中心的大门,睁眼看看外边的世界吧。

  上周,领导让我帮忙挑一下实习生,望着那些来自“985”和“211”的新闻系、转播系简历,我想,当时你们报志愿的时候,为啥没碰到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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