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头条创新路上的跨界“麻烦”：版权摩擦成挡板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在版权摩擦爆发之前，张一鸣只是个在科技圈里小有名气的连续创业者，行业里的人对他的了解也仅限于他是一家成长势头很猛的初创公司的老板，绝大部分的媒体人都对他一无所知。

　　张一鸣其实也一直安于这样的角色和定位。今年春节过后，《商业价值》曾与张一鸣有过交流。当时正值“自媒体”大热，今日头条刚刚上线了自己的媒体平台项目，并正在小范围地进行测试。在记者问到如何与内容生产者分享收益等问题时，张一鸣给出的答案是：暂时只是为作者带去流量，未来会逐步推出配套的分成机制。

　　一个现在看来颇为值得回味的细节是，张一鸣当时在回答相关问题时，态度其实有些无奈，他半开玩笑地说，今日头条还只是一家初创公司而已，外界现在对他和今日头条的期望太高了，眼下今日头条的首要任务还是要先做好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至于为内容生产者带来收益，那是以后需要考虑的事情。

　　然而现实的发展速度明显超出了张一鸣当时的预期。

　　随着用户规模破亿和日活用户过千万，今日头条逐步成长为移动互联网里极为重要的流量分发平台，许多垂直领域的资讯网站甚至有一半左右的流量都来自于今日头条，这也意味着，张一鸣已经具备了左右一家媒体走势乃至存亡的能力。而他的角色则在不知不觉间从一个初创公司的老板转变为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传媒大亨”，只是，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整个传媒行业，都没有在*时间意识到这一点，直到1亿美元融资的消息公布。

　　版权争议爆发之初，张一鸣完全没有做好角色转换的心理准备，在舆论的轮番轰炸之下，他有些委屈地对外表示，“自己成了传统媒体的出气筒。”在他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他甚至还一度晒出了与一个自媒体人争执的截图，以发泄心中的郁闷。

　　争议爆发一周后，《商业价值》再次来到今日头条，当时张一鸣正在要接受一档视频节目的专访，采访期间，张一鸣耐心地解释着今日头条的模式以及发展思路，当然，还有对保护传统媒体利益的决心。实际上，这些话在过去几天里他已经重复了N遍。

　　这场采访持续了半个小时，张一鸣的语速一直不缓不慢，并且全程保持着微笑。就在几天前的一场媒体沟通会上，他曾经因为拍照问题与一家媒体的摄影记者产生过一些不愉快。

　　采访间隙，张一鸣私下告诉《商业价值》，现在已经“不想跟谁吵架或者攻击谁，而是要把我们自己说清楚，让外界真的能够了解我们。”

　　可以明显感觉到，在压力之下，张一鸣正在迅速调整心态，学习如何扮演新的角色。

　　当一家公司的产品成为一款平台级的产品时，那么这家公司老板的责任就不再只是对自己的用户和员工负责那么简单，他必须也要顾及所有依赖平台生存的合作者的利益，即便站在公司的立场上看，合作者的诉求有时显得并不合理，甚至与公司眼下的利益存在冲突。

　　超脱一己之私，平衡各方的利益，这是所有平台产品能够成功的前提。

　　在处理这类事情上最有经验的当属马云，淘宝历史上曾经因为政策调整引发过多次卖家“暴动”，但所幸每次都能最终平息。

　　对于眼下的今日头条来说，它需要让优质内容的生产者尽快尝到真正的甜头，哪怕这意味着会让今日头条增加一些运营成本。没有源源不断优质的内容，那么也就无法留住用户，这个道理显而易见。

　　其实，今日头条此前并非没有考虑合作媒体的商业利益，它实际上推出了多项举措帮助媒体变现，比如保留合作媒体的广告位、允许合作机构添加购买链接等，但这些举措主要都是间接的方式。对于已经“饥肠辘辘”的传统媒体来说，这些并不能满足它们的胃口，它们想要从今日头条这里直接拿到“真金白银”，而不仅仅是流量和潜在的商业化机会。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虽然这是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但是优质的内容永远是稀缺资源，只是过去的渠道不畅让这些优质内容无法被及时发现，现在随着技术手段的成熟，是到了让优质内容提供商获利的时候了。而且也只有让优质内容的生产者获得应用的回报，才能让那些眼红的质疑者们“闭嘴”。

　　在争议爆发后，今日头条已经开始有所转变，除了进一步规范自己的行为之外，张一鸣已经表态称愿意向优质媒体支付版权费用。

　　不过，可以预想的是，这条路并不好走。其中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肯定会有媒体狮子大开口般地漫天要价，而站在今日头条的角度，在这个信息供过于求的时代，并不存在不可替代的文字内容，尤其是对于新闻资讯而言，换句话说，版权购买的模式很难大规模复制。《爸爸去哪儿》的版权可以卖到2亿元人民币，快播盗播视频网站节目的罚款达到2.6亿，但这样的事情只存在视频行业，很难想象一家纸媒的内容可以卖出类似的天价。

　　未来更容易被双方接受的或许还是基于流量的广告分成机制，但是今日头条是否愿意与内容提供者分享自己的广告收益，这就需要考验张一鸣的决心了。当然，或许今日头条能够摸索出一套更好的商业模式，来平衡各方的利益。

　　面对今日头条这样一款陷入争议之中的产品，在创新者的眼中，看到的更多是它给媒体行业带来的机遇；而在“受害者”的眼中，看到的永远只是自己利益的受损。这种视角的不同，很可能决定一家媒体在眼下正在发生的传媒变革中的命运。（文/《商业价值》记者杨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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