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江阴县“盖茨比” 缔造了*家海外上市公司，却在事业*被全球通缉

　　建设“中国底特律”

　　仰融没有料到，让他引以为豪的中华轿车，居然迟迟进不了《汽车目录》，这个目录相当于汽车行业的“准生证”，进不了目录就无法上市。

　　造成这样的局面，仰融自己也有责任。

　　他搞轿车项目从来没有跟主管单位申请过，他就自顾自地搞，觉得只要他搞出“中华*车”，政府不会不给他“准生证”。显然，他失算了。

　　另一个坏消息是，金杯的客车项目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市场占有率有下滑的迹象。为了打开局面，仰融决定寻找一些新项目。

　　*个新项目是中兴汽车项目。1999年秋，仰融考察了一家位于河北保定的皮卡生产企业——田野汽车，这是一家不错的皮卡生产商，有很好的车型和大批目录，但却因投资失误而陷入困境，已经停工数月。仰融看上了田野汽车旗下的中兴汽车，因为中兴的车间布局与生产线造型与金杯的极为相似，若控股中兴，则既可以扩大客车产能，又可以拓展皮卡生产线，一举两得。很快，他就跟田野方面达成收购协议，并接管了中兴汽车。

　　中兴项目还引出了宝马项目。在仰融之前，宝马曾对中兴汽车表示过兴趣，但迟迟未做决定。仰融觉得，既然你宝马要找中资合作伙伴，干嘛不找我大华晨？于是他跑到宝马北京代表处跟人家谈合作，并以购买10多辆宝马车作为见面礼。不久，他把代表处的负责人请到沈阳考察，对方在考察后赞叹地说，“走遍中国，只有中华轿车的生产设备可以共线生产宝马，尤其是涂装设备，跟宝马技术是同步的。”后来，宝马总部答应与华晨合作。

　　这之后，仰融还于2000年获得了一个跟美国通用的合作项目，生产雪佛兰“开拓者”越野车和S10双排座皮卡。2001年年初，他又入主了位于湖北孝感的三江雷诺，准备生产一款紧凑型多功能商务车和一款经济型家庭轿车。

　　经过此番布局，华晨旗下已有金杯客车、中华轿车、宝马项目、金杯通用、三江雷诺“五朵金花”，旗下业务则涵盖整车制造、发动机生产、零部件供销以及汽车分销等领域，被同行惊呼为“第四汽”。

　　华晨的业绩则更出彩，华商韬略查阅的资料显示，2000年，华晨的年营收达到63亿元，税后利润18亿元，占据轻客市场60%的份额。为了庆祝这一成就，沈阳市政府还专门为仰融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嘉奖仪式，授予其“荣誉市民”称号，并勉励其再接再厉，为建设“中国底特律”再创佳绩。次年，《福布斯》杂志将仰融评选为“中国第三大富豪”，净资产达70亿元。这一刻，仰融的事业和声望都达到了顶峰，不久他便急速坠落。

　　“非要走”与“不准走”

　　终结仰融好运气的是罗孚项目，这本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项目，却最终成了仰融的滑铁卢。

　　罗孚项目立项源自发动机问题。一开始，仰融为中华轿车配备的发动机来自沈阳航天三菱，即他收购的那家发动机制造企业，但轿车下线后他发现这款发动机动力不足，与车型不匹配，便要求三菱方面更新技术，提供新型发动机，结果被三菱回绝了，他只好寻找新的供应商。

　　后来他从宝马那得知，英国罗孚汽车做发动机起家，二战时曾为军方生产过喷气式发动机，这家公司目前陷入了财务困境，正在全球寻找买家。他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便跑到英国考察，发现其发动机果然不错，另外车型也很好，便决定收购。

　　让仰融下定决心收购的，是吉利的李书福也看上了罗孚汽车，而且跑得很勤。罗孚最终选择与仰融合作，因为他更有实力。

　　合作协议于2001年下半年达成，对于仰融而言，这是一个可以用“胜利”来形容的协议。协议内容主要有四条：一、华晨与罗孚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其中华晨为控股方；二、罗孚协助华晨完成中华轿车的发动机换代，并在发动机上使用“中华”商标；三、罗孚旗下所有产品都挪到中国生产，且在华售价不得高于欧洲；四、华晨可以使用罗孚的零部件供应体系，且无需承担额外费用。

　　这套计划如果真的被落实，华晨的造车实力将大增，并有可能挑战前面的三家对手。但这一天终究没来，因为仰融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执意把项目地点选在浙江宁波，而不是辽宁沈阳。

　　做出这样的选择，仰融有多方面的考虑。比如宁波拥有深水港，航运业发达，便于大宗设备的进口和罗孚汽车的出口。此外，宁波地处长三角经济圈，周边汽配市场发达，可有效降低零部件的采购成本。再者，宁波毗邻上海，拥有人才、理念和市场优势。不过，让仰融最终决定舍沈阳而选宁波的原因是，2001年3月，沈阳政界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市长慕绥新和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因贪腐而被捕，一同涉案的官员高达122人，震惊全国。

　　仰融一直有攀附权贵的传统，他虽然与贪腐案无关，但平时与涉案官员走得近些也是有的。他很担心自己会重蹈金杯老厂长赵希友的覆辙，当年赵希友就是在市长变动后被“退休”的。在仰融看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华晨虽是金杯客车的控股股东，但市政府曾在华晨拿下金杯管理权后不久，执意引入一汽，一汽随后便与华晨争夺管理权，仰融根本争不过人家。后来一汽因无力扭亏而退出，不然仰融早在1995年就出局了，哪还有什么“中华*车”和“五朵金花”。

　　从那以后，仰融就有意识地在东北之外收购产业，包括河北保定的中兴汽车和湖北孝感的三江雷诺，他不想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罗孚项目是一个战略级项目，是*的那颗“鸡蛋”，仰融决定不把项目放在沈阳，甚至不放在辽宁，而这个决定激怒了沈阳市政府和辽宁省政府。

　　沈阳市政府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过去十年，他们对华晨几乎有求必应，像个宝贝疙瘩一样地捧着。一位领导甚至委屈地说，“为了华晨，我们连买裤衩的钱都垫出来了。”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整个罗孚项目居然是仰融背着他们与英国人谈成的，这是赤裸裸的背叛！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久，沈阳市领导将这件事上报到省里，希望省政府为他们主持公道。此时，辽宁的省长是那位日后在政坛掀起惊涛骇浪并最终落马的著名大员。这位大员与沈阳市领导的心情是一样的，不过他一开始仍表现出相当的克制，因为仰融想找一个与罗孚项目相匹配的港口城市是有道理的，他曾长期主政港口城市大连，他觉得把罗孚项目放在大连能解决所有问题，于是抛给仰融“大连方案”。令他没想到的是，仰融居然不买他的账，铁了心要走，而且搞起了单边行动。

　　到这时，仰融已经与宁波市政府达成合作协议，宁波市政府一次性批给华晨3000亩土地，每亩只收5万元。

　　此外，宁波市政府允许华晨参与投资宁波跨海大桥项目，据说该项目建成后的日营收将超过1000万元。

　　2002年3月21日，仰融还跑到英国与罗孚汽车发布合作新闻，并一次性向罗孚支付技术转让费1500万英镑。不久，他又向宁波市政府支付了1亿元的土地转让费。

　　与此同时，他在宁波成立了一家独立于华晨的公司——正通控股，作为运营罗孚项目的中方实体。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他还建立了一家职工持股公司，邀请3000多名华晨员工入股，并让这家公司与正通进行股权交换。做完这些之后，他仍然觉得不踏实，于是又在5月专程跑到五台山祈福，不久更跑到上海瑞金医院“治病”。

　　可惜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辽宁省政府最终决定夺回华晨汽车的控制权，理由是华晨的发起人是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而这家非盈利机构是“国有资产”，不是仰融的私产。

　　6月18日，在辽宁省政府的安排下，华晨董事会解除了仰融的董事会主席、总裁等职务，继任者则是仰融时期的“四大金刚”，其中出任总裁的是一直打理汽车项目的苏强。而苏强一上任，便以“立项有误”为由，终止了罗孚项目，为此赔付了2亿多元。

　　仰融目睹这一切时已身在美国，他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他发泄脾气的手段就是抛售股票——

　　6月25日，他把个人名下的港交所股票全数抛掉，套现近9000万元。

　　这仍不能令他解气，于是他又在10月3日以“大股东”的身份，召开股东电话会议，宣布罢免新上任的管理层。结果，新管理层对外发表声明称：“仰融先生在本集团的管理、运作和业务的参与是微不足道的。”

　　这下把仰融气坏了，他决定报复。10月14日，他以“华博财务”的名义，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诉讼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侵占其“个人资产”。北京市高院则于12月2日驳回了诉讼，并依照“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将案件移交辽宁省公安厅。

　　其实辽宁方面早就反击了，10月18日，辽宁省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正式批捕仰融，并发出了全球通缉令。

　　仰融也不示弱，2003年1月和8月，他分别向百慕大法院（华晨的注册地）和美国华盛顿联邦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要求后者将“本属于”华博财务的股权还给他。这两场起诉均以失败而告终，后一场甚至惊动了中国司法部，搞得中美相关部门很不愉快。

　　这之后，仰融彻底死心了，他知道一切已无法挽回。

　　华晨的陨落

　　为了稳定华晨的局面，辽宁省政府给予继任者“四大金刚”非常优厚的待遇，允许他们以0.95港元的价格，认购相当于“华晨中国”总股本9.45%的股票。

　　同时，省政府还解决了众人心怀忌惮的“基金会问题”。

　　2002年年底，财政部批准华晨集团以0.1港元1股的价格，收购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所持有的14.4亿股华晨中国股份。

　　“四大金刚”还获得了一份大礼——中华轿车进入了《汽车目录》，可以上市销售了。其后，他们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中华轿车上市仪式。仪式上，苏强高调宣称，“到2010年，产销汽车78万辆，发动机产能90万台，利润68亿元，销售收入1300亿元，占中国汽车市场10%的份额。”这个目标，只比仰融早前对员工许诺的目标小一点点。

　　中华轿车上市后受到市场热捧，不到一个月，经销商就接到8000多张订单，北京的一些客户甚至现金提车。

　　然而这种热销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中华轿车很快就受到市场冷遇。2004年，中华轿车的销量比前一年下降了15%，跌至1.09万辆，项目亏损达6亿元。同年，华晨的净利润从仰融离开前的9亿元，暴跌至4860万元。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败局呢？

　　有人说是产权问题。他们解释，假如不拿“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说事，把那部分股份还给仰融，就什么事都没了。这种说法很受欢迎，但并没有道理。因为“四大金刚”接手的华晨并不存在基金会问题，那个产权模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能说有这个问题时，公司好好的，这个问题被解决了，公司反倒垮了。

　　况且，基金会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仰融自己也有责任。他和辽宁省政府曾就这个问题谈判过，但最终谈崩了，因为仰融要价太高，最多只肯“出让”30%的股份——他认为基金会就是个“壳”，根本不值钱，整个华晨完全是他一手缔造的。

　　平心而论，这种说法是不客观的，如果没有那个壳，华晨根本不可能在美国上市，更不要说得到那么多社会资源。

　　企业发展靠的不全是资金和管理才能，没有政府的支持是做不好的。

　　中华轿车在仰融出局后的热销也证明，市场并不关心产权问题，甚至不关心这场人事变动，华晨之所以在“四大金刚”上位后高开低走，还是在经营上出了问题。

　　于是又有人提出，是“四大金刚”的个人能力有问题。不过这种说法也讲不通，因为“四大金刚”一直都是华晨的管理层，他们在仰融出局后还获得了提拔，以及大笔股份。一个人获得更好的待遇，难道能力就会退化？

　　况且，就汽车项目而言，你很难说仰融就比苏强更懂行，要知道，华晨的汽车项目一直都是苏强在打理。

　　所以，华晨走衰不是产权的问题，也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发展路线的问题。

　　“四大金刚”上台后执行了一套抛弃“仰融路线”的新政策，而这套新政策给公司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影响。

　　中华轿车上市后之所以先热后冷，是因为用户体验不好，主要表现为两点：

　　一、发动机动力不足，经常熄火。这是一个老问题，罗孚项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立顶的，可惜新管理层把罗孚项目彻底抛弃了，甚至没有把它搬到大连。

　　二、汽车内饰做工很差，比如烟灰盒打开就盖不上。用户觉得你连内饰都做不好，还能做好什么？

　　内饰做工差是因为“四大金刚”调整了零部件采购政策。仰融时期，零部件采取全国采购，新政策则大量抛弃外省零部件供应商，转而选择大连、锦州、丹东等地零部件供应商，因为省政府想壮大本省的汽车工业。

　　这时，他们决定——跑！2003年和2004年，他们分两次抛售手中股票，套现3.3亿港元。消息一出，投资者震惊，纷纷抛售华晨股票，股价两天之内就跌了13%。

　　辽宁省政府这时才觉得大事不好。2005年，他们抛弃了“四大金刚”，换上更可靠的管理层。此时华晨汽车已经陷入严重亏损，仅2005年上半年就亏了2.99亿元。新上任的总裁也没有办法扭亏，于是他在年底也被换掉了。这之后，辽宁省政府一再换将，但没有人能够阻止华晨衰落。

　　“四大金刚”出局之后，仰融曾试图修复与辽宁省政府的关系，称以前的一切都是“误会”，并表示愿意接手华晨，“宁愿折寿、减命”，也要再造辉煌。可惜他的提议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2009年初夏，不甘寂寞的仰融重出江湖，宣布了一个新的造车计划。根据该计划，他将在美国投资100亿美元，建设一个产能300万辆的汽车项目；同时在中国投资400亿～450亿美元，建设一个产能100万辆的汽车项目和300万套的发动机项目。

　　当时这则消息热闹了好一阵子，国内替仰融叫好和叫屈的都有，但此后就没了后续报道。

　　至于华晨汽车，最新的消息是，今年8月底，辽宁省政府宣布向省内外战略投资者出售9家国有企业的股权，其中就包括华晨集团。

　　据报道，仰融在美国皈依了基督教，不知道那个信仰能不能帮他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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