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江阴县“盖茨比” 缔造了*家海外上市公司，却在事业*被全球通缉

　　2001年，仰融在一次员工大会上说，“到2010年销售100万辆汽车，有200亿利润。2010年我要在华晨培养100个亿万富翁、100个百万富翁，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2010年前就下台！”

　　仰融讲这话的底气来自于这样的事实：1991年，他控股了一家陷入困境的国企——沈阳金杯，仅一年后，他就将其以“华晨汽车”之名，带到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开创中国企业海外融资*案，引爆华尔街。此后，他更在汽车领域全面布局，牵手国际汽车巨头，将华晨打造成在国内排名第四的车企，还造出被誉为“中华*车”的中华轿车，一时风光无二。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如日中天的企业家，却在2002年突然被辽宁省政府扫地出门，并被全球通缉，从此流落美国。这之后，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手缔造的“第四汽”，被继任者们搞到巨亏，甚至将被出售。在美国期间，仰融皈依了基督教，似乎只有信仰才能让他看淡过往。

　　江阴县的“盖茨比”

　　仰融的一生都是谜，这个谜首先从他的身世开始——

　　没有人能确切无疑地断定他是哪里人，出生于什么家庭，早期有过什么经历，原名是不是叫“仰融”，以及是不是姓“仰”。

　　在仰融自己的讲述中，他是安徽人，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越南打过仗，1988年受了一次大伤，腿断了，头也打开了，三次进手术室，奇迹般没有残疾地活了下来，这以后便开始既珍惜又藐视生命。”

　　这个故事在20世纪90年代被媒体传播得很广，不过很多媒体后来又表示不予采信，因为有人称仰融当年不在越南，而在江苏江阴的北国镇，跟一个漂亮女人在一起，看上去像一个暴发户。

　　后来，有研究者勾勒出一个大体可信的故事：仰融原名仰勇，1957年出生于一个大家庭，有兄弟姐妹，家境不是很好。他从小很聪明，到处捣蛋，但不爱学习，上完初中就不上了。这之后，他进入北国镇一家饭店，从跑堂、帮工做起，慢慢学会厨艺，后又跳槽到江阴县的一家大饭店。

　　彼时，仰融留给朋友们*的印象是豪气。据说，他曾招待朋友们到饭店吃饭，亲自下厨，做的是店里极名贵红烧鲥鱼，事后险些被老板辞退。

　　改革开放之后，仰融就不做厨子了，改行做生意。他先在江阴县开了一家小商店，没多久又跑到一家外贸公司做推销员。有一阵子，他从江阴消失了，当他再次出现时，人们发现他已是一幅暴发户的打扮。

　　这之后，他就成了县上的名人，县里流传着关于他“暴富”的各种传说，而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一种可靠的推测是，仰融当时投靠了体制内的一位神秘人物，双方利用“价格双轨制”获利，仰融则是那个马前卒。后来他们还涉足贷款业务，从银行和一些部门获取贷款，然后转贷给江阴县的企业，赚取利息差。

　　不过做这种生意风险很大，国家当时正大力整顿价格双轨制，严厉打击相关“经济犯罪”。据说，仰融在警方的一次夜间行动中被捕，被捕时身上只穿着内裤。

　　有研究者称，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所以仰融才极力否认自己是江阴人，并将名字从“仰勇”改为“仰融”。

　　以上说法若属实，仰融就是一个“盖茨比”式的人物——

　　一个小人物拼命抹去与过往有关的一切痕迹，开始为自己构建一个“了不起”的故事。

　　“我要把五星红旗插在这个地面上”

　　运作沈阳金杯赴美上市，是仰融做的*件“了不起”的事，他一亮相就名震寰宇。

　　1989年秋，仰融离开了江阴，带着400万元去上海炒股。这400万元据说来自他哥哥仰瀚名下的公司，是一笔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获得的融资。当时的股市是冒险者的乐园，管金生（点击阅读：7分47秒，他从昔日“教父”变成经济罪犯）、朱焕良（点击阅读：一个文人，却把400多家金融机构都忽悠了）等人利用市场早期的混乱转眼富贵，仰融也跟着有样学样，赚了不少钱。

　　有钱之后，仰融开始像盖茨比一样包装自己，他租下上海东湖宾馆一幢法式花园别墅，开始结交权贵。其间，他结识了一位影响其人生走向的重要人物——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徐文通。

　　徐文通是江苏启东人，与仰融算半个老乡，当时是中国金融学院党委书记，同时担任华银的老总。徐文通很喜欢仰融，将其介绍进自己的朋友圈，那都是一些政商界的大人物。

　　这对有如师徒的组合看上了当时“搞活国企”的机会，而他们的*个目标是沈阳金杯。

　　沈阳金杯成立于1987年，是一家由50多个小型汽车修理厂和部件厂拼凑成的国有独资企业，主要生产海狮牌客车，不过一成立就深陷财务困境。为了融资，金杯老总赵希友申请到发行股票的资格，计划发行1亿股，每股1元。赵希友花了一年多时间，使尽浑身解数，结果只卖出去一半。就在这时候，仰融出现了。

　　“请你把剩下的股票都卖给我吧。我要让金杯成为*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仰融对赵希友说。不久，他向沈阳金杯汇去4600万元，一代传奇就此上演。

　　仰融先去香港成立了一家名为“华博财务”的投资公司，然后让“华博财务”到百慕大注册成立“华晨汽车”，后又让“华晨汽车”接收他所收购的金杯股票。这之后，他又飞到美国考察华尔街，并高薪聘用曾在美林证券做事的会计与金融学博士汪康懋为兼职顾问，还拉着有强烈爱国心的汪康懋跑到华尔街，神采飞扬地说：“我要让五星红旗插在这个地面上。”

　　其后，汪康懋以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为仰融工作，他组建了一支豪华的项目团队，团队成员包括投资银行家、会计师和律师，其中有很多大牌。

　　这些大牌并不了解沈阳金杯，但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大好机会，因为这是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家海外上市公司。不过他们也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要以什么样的名义上市。

　　假如以“私人企业”的名义上市，则市场想象空间不大，更何况，走那条路就需要仰融提供财务来源证明，而这是仰融的死穴。

　　苦思冥想之后，仰融想出一个非常高明的方案：

　　先成立一家具有官方背景的非营利性机构，然后将所控制的金杯股票挂靠在该机构之下。这样想象力有了，资金来源也无需证明，一石二鸟。然而就是这个高明的方案，却在后来促成了仰融的出局。

　　1992年5月，在仰融多方奔走之下，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中国金融学院、海南华银和华晨集团等四家单位，发起成立非营利性机构——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其中华晨集团为实际出资人，仰融则为实际控制人。基金会的成立彻底扫清了上市障碍。

　　10月9日，沈阳金杯以“华晨汽车”之名，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价开盘后一路大涨，当天即从16美元飙涨至20.125美元，3天后又狂涨至34美元，轰动华尔街。这起IPO后来被哈佛商学院收为经典案例。

　　回国之后，仰融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甚至被国家领导人特别接见。彼时，他在接受采访时毫不谦虚地讲，“外国人认为我是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人。”

　　“华晨极有可能赔得精光！”

　　尽管已经把金杯客车运作上市，但仰融对于汽车业仍提不起兴趣，他当时的志向是用“金杯模式”搞活更多国有企业，但现实告诉他这条路走不下去。

　　金杯上市后，仰融对原来的老总赵希友说，“我负责搞钱，你负责造车。”其后他便带着亲信离开了，跑到上海寻找新猎物。彼时，他雄心勃勃地试图打造一个包含钢铁、电力、化工、电子、电讯和制药等子公司的集团。为了制造新闻效应，他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大型研讨会，主题定为“帮助中国大型企业走向国际资本市场”。

　　令他没想到的是，一场危机正向他迅猛袭来，华商韬略总结如下：

　　首先，有关部门开始以“未经批准，非法上市”为由调查金杯客车，怀疑“让外资（实际是境外壳公司）在国有企业里控股，造成沈阳大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

　　其次，刚成立的证监会为维护国内资本市场警告仰融，推广赴美上市经验属于“非法”行为。

　　最后，赵希友因沈阳市长武迪生在一次出差途中坠机身亡而被“退休”，从而导致华晨内部大乱，业绩迅速下滑，股价更是从最高时的34美元，一路跌至3.5美元，且仍有下探迹象。

　　这时候，美国媒体也开始落井下石，纷纷指责华晨“根本不懂汽车”、“赴美上市纯属骗钱”。负责上市事务的美国律师也警告仰融：“一旦投资者提起诉讼，华晨极有可能赔得精光！”

　　在国内，仰融同样遭到警告，有中央高层特别召见了他，说：“这股票上市可不是好玩的，搞不好会影响国家形象，拿出办法来！”

　　这一刻，仰融突然意识到自己坐在了火山口上，他向领导保证：

　　“不把金杯客车搞好，不在汽车制造业站稳脚跟，绝不回归资本市场！”

　　局外人的胜利

　　仰融再次回到金杯是在1994年年底，他这时才发现公司虽然已经上市两年，但整体面貌仍是老国企的样子——经营体制陈腐，人浮于事，还被美国会计师事事务所查出“财务问题”。更难以置信的是，公司居然为了养活旗下一家座椅厂，将花3000万元进口的丰田原装座椅放在仓库里烂掉。

　　“不能再由着金杯汽车(600609,股吧)，我们（华晨）要接管金杯客车（合资公司）管理权。”仰融对下属说。他这么讲是有底气的，因为华晨是占股51%的控股股东。随后他拜访了沈阳市的新领导班子，提出了接管金杯客车的申请，并承诺两三年管不好自动交权。市领导同意了，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之后，仰融任命其得力干将苏强出任金杯客车总经理，对公司进行全面整改。

　　苏强当时刚满29岁，意气风发，再加上深受仰融熏陶，很有冲劲儿。他先是整顿公司人事，大规模辞退不合格员工，整肃纪律。其后他又整顿经销商体系，结束了各自为政、随意定价的无序竞争，改而实行全国统一售价，并严禁跨区域销售。为了避免出现不良账款，他要求经销商先押30%的车款，余款可通过银行汇票支付，金杯客车则在经销商提车后第6个月到银行结算汇票。此举彻底改善了金杯客车的财务状况，到2000年，其销售额达到63亿元，其中35%为现金，65%为汇票。最后，他整顿了采购体系，让那种“买劣而不买优”的现象不再发生。

　　在苏强大刀阔斧改革的同时，仰融自己也行动起来，他请两名高级工程师给自己上课，培养自己对汽车行业的兴趣和判断力，此外还在1995年年底赴日本考察金杯的合作方——丰田汽车。他对丰田的“精益生产模式”极为着迷，一回国便组织中层干部赴日培训。

　　这些改革到1996年已初见成效，仰融决定顺势推出一款新车，扬名立威。新车型叫“海狮SY6480”，是一款对标长春一汽“小解放”的客车，不过外形和质量都比小解放好，售价也更低，为6万～10万元。

　　之所以对标一汽的产品，是因为一汽曾在沈阳市政府安排下，在华晨刚获得管理权后，强势进入金杯客车，并控制了董事会。虽然一汽后来因无力扭转局面而选择退出，但仰融自此与一汽结下了梁子。让仰融尤其不能释怀的是，一汽老总耿昭杰一直瞧不起他，老是跟他显摆小解放。他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造一款比小解放更牛的客车。

　　这款客车造好了，但仰融并没有急着量产，而是拿着图纸去找耿昭杰。他对耿昭杰说：“我这个车一卖，你的小解放肯定就不行了。”随后他话锋一转，表示可以以5000万元的价格把该车型卖给一汽。最后他总结说，“这个情况，我是通报给你了，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按我的方式干了。”结果，他被耿昭杰请出了办公室。

　　凭借这一战绩，仰融在国产汽车行业建立了巨大声望，同行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局外人居然翻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