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广场的广告牌撤了
2003年5月,三九集团悄悄撤下了位于纽约时代广场的广告牌,以节省每个月12万美元的费用。这成为三九集团陷入严重财务危机的一个信号。
四个月后,一家媒体将三九集团的财务困境公告天下,称其银行贷款总额已高达98亿元,被许多银行逼债。消息一出,那些没逼债的银行也开始逼债,一些银行甚至采取单边行动,直接冻结了三九的流动资金和质押股票,另一些则向法院发起诉讼。
面对困局,赵新先一方面与印尼财团——力宝集团谈判入股事宜,一方面逼宫国资委(1998年,三九脱离解放军总后,划归国资委),要求其履行“出资人”义务。可惜,他的这两个愿望都落空了。
到2004年5月,各方的角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国资委认为,解决三九问题的*障碍就是赵新先,于是派党委书记李毅中亲赴三九总部,免除赵新先一切职务。
对于赵新先而言,这只是厄运的开始。
当年10月,最受赵新先器重的三九集团高管陈重猝死,工作人员在清理其办公室时发现了几张巨额存单。随后,国家审计署开始全面调查三九,结果查出一系列财务问题。紧接着,集团副总裁荣龙章、三九生化总经理张欣戎、三九广州医院院长崔崇林、三九工程公司总经理林长兴等三九高管被相继约谈。不久,调查部门又怀疑赵新先曾于在职期间“向境外转移国有资产”,因此于2005年11月将其逮捕。
赵新先完全没有料到公安机关会抓他,他当天正在北京颐和园游玩,心情很不错。被捕后,他被移交深圳梅林看守所关押,那里距离他当年创业的地点只有1000多米。
检察机关本以为这将是一起大案,但查来查去没有查出赵新先有贪污行为,其对赵新先公诉的罪名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称其在决策“三九健康城项目”时,“未作评估、未经集团党委讨论、未报上级审批,未进行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超越职权决定或积极推动涉案股权收购协议的签订、履行,致使三九企业集团遭受重大损失,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法院则据此判处赵新先一年零十个月。
赵新先对于该判决结果并不服气,多年后他还称自己被“冤枉”了,但当时,他“在综合考虑之下”没有上诉。可能他也觉得把一家那么好的企业搞成这个样子,的确愧对世人。另外,到宣判时,他在看守所已经待了一年零三个月,可冲抵刑期。
在赵新先受审期间,三九集团也迎来了决定命运的时刻:三家上市公司中的三九生化和三九发展,其国有法人股被出售给两家民营企业,三九医药和其他400多家公司则陷入瓦解状态——赵新先的旧部占据着一些重要“山头”,一些边远公司则开始自行其是。
面对这“一摊烂事”,国资委只好寻找接盘侠,向华润集团、上海实业集团、复星集团、德意志银行、新世界集团等招标,最后选择由华润集团重组三九。至此,赵新先的“三九王朝”结束了。
“一人机制”
三九集团崩盘的直接原因是财务破产,而这种财务破产又是盲目并购以及多元化导致的。
三九集团起家于三九胃泰,后来虽然又开发了皮炎平、正天丸和壮骨关节丸等产品,但三九胃泰在整体营收中仍占有最高权重。到了后期,这种情况依然没有改变,整个三九集团还是靠那几款产品支撑。
这种局面的形成和长期延续,与赵新先的个人性格以及三九的管理体制有关。
作为一名创业型企业家,赵新先为人坚毅、果敢、乐观,同时也好大喜功。并购雅安制药厂的成功只是特定领域的成功,但赵新先却在并购过程中迅速多元化,开辟了八个新领域。数据显示,他在医药领域的并购有70%是成功的,在其他领域的则多数失败。
赵新先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继承了太多自身无力负担的企业债务。
三九集团的并购方式有三种:承债式、控股式、托管式。其中,*种需要100%承担债务,第二种需要按比例承担债务,第三种则不承担债务。赵新先最中意的是第三种方式,即输出机制不投钱,但结果却是前两种成了主流。在1996年到2001年的140多起并购中,45%是承债式,35%是控股式,20%是托管式,这就让三九集团的债务快速、大幅增长。华商韬略(微信公众号:hstl8888)梳理的资料显示,扩张之初,三九集团的负债率仅为19%,但到了1998年,其负债率就迅速攀升至80%,到2002年底,则更攀升至92%。
赵新先并非不清楚这些债务对三九集团有害,但他却无力拒绝——全国各地小型困难国企都把他当成“救星”,哭天抹泪地哀求他并购,连当地首长都被派上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对各地首长说“不”嘛。更何况,这个进程是他自己启动的,是他告诉各地首长,只要把企业交给他,他就能创造奇迹。
赵新先一方面给三九集团带来了麻烦,另一方面又在三九内部建立了一套无法抵制这些麻烦的管理体制,也就是传说中的“一人机制”。
“一人机制”伴随三九创立而诞生,也是三九最初成功的法宝。
创业之初,赵新先除了跟广州*军医大学申请了500万元借款,还申请了一项特权,就是上边只管他一个人,而他掌管整个三九(即南方制药厂)。解放军总后收购三九后,这种管理体制被继承了下来。
具体而言,赵新先一人兼任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后来企业改制,他则一人包揽董事长、总裁、监事会主席兼党委书记,公司不设副总,只设党务部、财务部和人事部三个机构,另外,赵新先为自己雇了五个秘书,分别处理具体事务。
在国有企业中,这是一种*的体制,以至于让外界难以置信。199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视察三九后要求合影,“老赵,把你那些副厂长叫来一起照。”赵新先则告诉朱镕基,“我这没有副厂长。”
显然,这是一种有问题的管理体制,它使整个三九完全成了执行赵新先个人意志的机器。如果赵新先决策正确,超高的执行力当然能推动三九迅速发展,可一旦赵新先决策错误,这种超高的执行力又会成为摧毁三九的利器。
遗憾的是,上级主管部门没有及时纠正这种体制,正相反,它肯定了这种做法,并通过主流媒体大力宣传这种做法,鼓励其他国企学习“三九速度”、“三九机制”和“三九精神”。
有了上级的认可,赵新先对“一人机制”更加深信不疑,也就没有动力推动企业管理规范化、现代化。后来,随着子公司越来越多,赵新先一个人管不过来,于是把一些子公司交给几名副手全权打理,他则只管那几名副手。
这之后,赵新先对于三九的整体状况就失去了控制。一位调查人员说,“三九的财务太乱,对于5000万元以下的资金流向,赵自己也未必清楚。”
对于财务问题,赵新先只有一个信念——他只要不把钱放进自己口袋,怎么干都行。于是,他于2001年启动了一个危险的项目——“三九健康城”。“三九健康城”项目的前身是坪山镇高尔夫球场项目,赵新先花5亿元从一位港商手中盘下该项目,计划5年投资43亿元,打造一家亚洲*的健康、休闲和文化中心。
这听上去是一个不错的项目,但三九当时的负债率已超过80%,根本无力负担项目后续资金。所以,当赵新先提出该项目时,连一向顺从的三九团队都发出了反对声音。当然赵新先是不会听从劝告的,为获得项目资金,他又把手伸进上市公司口袋,挪用资金25亿元,后来被证监会点名批评。
这之后,深圳市政府出于多种考虑叫停了“三九健康城”项目,而这又加剧了银行的恐慌,从而导致恶性循环。
不过,直到今天,赵新先也不认为自己当初的做法是错的,他辩解称自己当初投下的5亿元,现在光是那块地皮就价值20亿元,替国家赚了数倍利润。
赵新先的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外界对于他的清廉却一致认可。他在职时月薪大约是7000元,被分了一套住房,但没有产权。2007年,他走出看守所后境遇更加糟糕,“工资医保都没有了,上有80多岁的父母要赡养,子女又都靠不上,全家只靠妻子一个人的退休金生活,当初打官司又欠下上百万元的律师费。”
面对困局,赵新先不得不再次创业。2008年,他加盟南京小营制药公司,准备做一个大健康平台,不料邀请他的老板突然转做矿业,把他晾在一边。2014年,他则联合一家风投收购了一家制药厂,自己成为*大股东,并将公司改名“新先制药”,生产灵芝糖浆。为了打开局面,他还亲自上镜拍广告,在央视四套播放。至于广告效果以及公司发展,由于缺乏相应报道,外界无从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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