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光南往事回忆录

　　“为什么经历过失败、非议，还要坚持？”79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日前被媒体问道。

　　“没去考虑这些事情，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去争取。1.0往往不太好用，那没人做就不去做了吗？也得做。1.0是一个过程，没有1.0哪有2.0？”

　　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下海的科学家，倪光南大半生的心血都倾注在中国IT核心技术，尤其是芯片和操作系统上。全球化的市场浪潮里，他曾被定义为失败的一方，但如今再看陈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

　　1995年6月30日上午，联想集团六层会议室，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坐在*排的两边。

　　联想中层以上干部200多人都要参加会议，虽然他们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氛，但仍静待事情的发生，不敢妄议。

　　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在随后的发言中声泪俱下，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则镇定自若，他说：“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大目标（科教兴国），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

　　会议结束后，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地离开现场。十年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背道而驰。

　　当年，中关村有“三个企业家找到三个科学家，成就三个知名企业”的经典故事：柳传志找到倪光南，开发联想式汉卡，成就了联想；张玉峰找到王选，开发方正激光照排系统，成就了方正；万润南找到了王辑志，开发四通打字机，成就了四通。

　　在中科院计算所，与默默无闻的柳传志相比，倪光南是“明星科学家”。他参与研制出我国*台大型计算机，并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

　　《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中记述，柳传志1970年进计算所，老听人说倪光南聪明，记性特别好，于是假装对一个非常长的方程式不会，向倪光南请教，后者提笔就写了出来。倪光南1961年大学毕业，10年不用的方程式居然还能记得如此精确，这让柳传志钦佩不已。

　　在70年代“五七干校”下放劳动时，两人在一班一个宿舍，倪光南发烧39度，照样坚持打场，不肯下来。这也给柳传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觉得倪光南和他一样，都是可以吃大苦的人。但最后横亘在他们面前恰恰就是各自的坚持。

　　1984年，计算所发起成立了新技术发展公司，柳传志被选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这一年年末，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刚创办不久的公司被人骗了14万，而所里给的开办费一共才20万。冥思苦想后，三人模仿诸葛亮、周瑜、鲁肃，将各自的方案写在纸条上。三张纸条同时打开：“倪光南”“倪光南”，还是“倪光南”。

　　倪光南心中也有一个科技产业兴国梦。1939年出生的他对“国弱被人欺”有着切肤之痛，“从小逃难的经历，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它让我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受人家的欺负。”

　　1983年，倪光南毅然放弃了高薪留任加拿大工作的机会回国。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

　　因此，当柳传志伸出橄榄枝后，倪光南没犹豫就接受了。他相信，柳传志能推广好他的科技成果。

　　因为有一件事让他难忘：下放劳动时，一天晚上，柳传志讲《基度山恩仇记》电影，倪光南看过这部小说，但柳传志讲得绘声绘色，他依然听得津津有味。从此，他对柳传志的文学功底和表达能力佩服不已。

　　倪光南接受邀请时提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研发上。

二

　　倪光南将联想式汉卡技术带入公司，它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利润，并带动了包括微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最终联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

　　倪光南亲自站柜台推销汉卡，了解用户需求。他还坐在负责接热线电话的工程师旁边，随时准备回答用户的提问。

　　1988年，在联想汉卡站稳脚跟之后，倪光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微机上，他带领团队在香港研发成功了“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微机在国内推出。

　　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分别于1988年和199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这十年，也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合作亲密无间的十年。截止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达到47.6亿元。

　　不过当时汉卡已经江河日下，国外电脑品牌大举入侵中国市场，联想需要突破瓶颈，必须要寻找新的出路。

　　此时，一个不害怕失败的科学家和一个需要谨慎行事的企业家发生了分歧。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从圆底到达圆顶，但却选择相反的路径进击。

　　力主自主核心技术、想要抢占科技高点的倪光南要对标Intel，从设计入手作芯片。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资建立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的意向，中科院和电子工业部甚至承诺由联想牵头，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

　　但在最后一刻，此前一直和倪光南步调一致的柳传志*次说了“不”，他的理由是芯片项目投入和风险巨大，非联想的实力可支撑，倪光南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的路径是先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市场，再做技术开发。

　　科学家比拼的是长板，优劣之分只在于能否取得成功，不在乎失败的次数；企业家还要顾及短板，因为一失足就可能成千古恨。

　　也许二者结合才是从圆底到达圆顶的直径，但是两个都极度自信的人都不能说服对方，坚强固执又让他们更加水火不容，每次工作会议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倪光南还向中科院控告柳传志作风霸道、有严重的经济问题。

　　1995年6月30日，中科院派出的工作组调查表示，没有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倪光南被解除职务，联想ASIC芯片和程控交换机等项目陆续中止。1996年一次会上，柳传志*次把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变成了“贸工技”。

　　媒体把“柳倪之争”称为“市场派”与“技术派”的一次决斗。在那个时代，不仅柳传志，联想其他董事和高层都站在了他这边；不仅联想，彼时绝大多数企业家都选择了同样的方式去应对国际竞争；不仅企业家，是中科院这个政府单位选择了“联想路线”。

　　中科院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所以，不仅倪光南，王辑志也被扫地出门，王选遭遇过“逼宫”。

　　脱离了时代，用后世之明去要求前人是不公平的，中国的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在新时代背景下，尤其是“中兴事件”之后，新人还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日的联想和中国半导体产业又会如何？

　　即使1999年被解聘，倪光南依然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

三

　　很多人把倪光南看成是唐吉诃德，那他要搏斗的风车不止联想一个。

　　倪光南刚被联想解聘，一个叫李德磊的人找上门来。后者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时与倪光南相识。“当时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说日立美国突然要停止外包给BBT（方舟科技前身）一切项目，然后问我该怎么办。”倪光南后来回忆。

　　BBT是李德磊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他在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因此BBT承接日立芯片的外包业务。国内研发芯片领域一片空白之时，BBT却磨练了一支做CPU的技术队伍，中科院计算所博士刘强是主管研发的副总裁。

　　这个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睛一亮，不谙世事的他以为看到了重启“中国芯”的希望，为李德磊找钱、找政府、找资源、找人，本人则未要一分一文一股。

　　2001年4月，*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尽管在技术上还不成熟，但作为*款可以商品化的32位芯片，“方舟1号”一出生就备受瞩目。

　　2001年7月，经过高级别的专家技术鉴定会，并由四部委联合召开了盛大的发布会，“方舟1号”被推上了技术神坛。此后，国家开始陆续投入资金支持方舟科技。

　　为了配合内嵌方舟芯片的NC（互联网计算机）推广，北京市政府直接订购了几万台。他们还专门把各个行业领头人召集起来，“逼着”他们支持推广NC。

　　国家层面，2002年10月实施的“缩小数字鸿沟—西部行动”，动员国务院众多部门、西部地方政府和科研单位，重点推广应用国产NC和内嵌的Linux软件产品。

　　形势一片大好，但一个细节已经暴露出它的危机。倪光南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公司后，在“方舟一号”通过认证后不久就无奈退出。

　　原因竟是李德磊把“宝”都压在政府采购上，拒绝为市场上的客户供货。而这些客户都是倪光南以个人信誉拉来的，他不得已离开了方舟。

　　但在政府部门，方舟芯片同样遭遇了困境。因为服务器端被Wintel联盟把持，他们根本不支持Linux工具软件，这让用户叫苦不迭。另一方面，政府内推广也是困难重重。虽有大领导支持，但下边的人却想一步到位，“难得采购一次，还不赶紧买好的！”

　　2003年年底，NC开始从政府采购中淡出，方舟芯片销售也大幅下滑。作为一个想着赚钱的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润自然就要退出。他开始宣扬芯片无市场论，同时放弃“方舟3号”的研发。

　　伤心的刘强离职后，创建了北京君正集成电路公司。在《IT时代周刊》的调查中，许多方舟老员工称，倪光南和刘强都不过是李德磊用完即扔的棋子。

　　“方舟3号”的夭折受到各方关注。李德磊表示“没钱研发是关键”，但方舟大厦却拔地而起，至今仍竖立在中关村软件园。

　　倪光南为自己看错人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四

　　历经联想和方舟的挫折后，倪光南没有再加入一家公司，但一直致力于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

　　在他看来，“中兴事件”的危机不仅在于供应链、核心技术上被对方钳制，更大的潜在风险在于网络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

　　这些年，国内外血的教训不少。

　　2010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遭到美国“震网”病毒攻击，1/5的离心机报废。只要目标计算机使用微软系统，“震网”无须通过互联网即可传播。

　　2013年6月，斯诺登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要求谷歌、雅虎、微软、苹果等互联网公司的服务器直接接入NSA信息存储系统，监听、监控、监视全球，中国是重点对象。

　　今年年初，Intel、AMD和ARM架构被发现，近20年发售的芯片存在“熔断””和“幽灵”两个安全漏洞，能够让黑客远程控制机器、盗取数据信息。它们几乎波及全球所有桌面系统、电脑、智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

　　但刀不砍在身上，就不会感到肉疼。直到“中兴事件”，中国IT界才感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锥心之痛。“芯片事件给人的教育挺大，比我们讲一百遍都有用。”倪光南说。

　　美国放宽了对中兴的制裁，也许一部人会抱有侥幸心理。但实际上，你家的钥匙还在人家手里。

　　虽然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这些核心技术也过得很好，但中国是要崛起的大国，加上特殊国情，中美必然要在方方面面进行多番较量。

　　“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术，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识产权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获得过，也就更不能设想美国会把这些技术“卖”给或“换”给中国。”

　　所以20多年来，无论有多难，倪光南都坚持做自主研发。“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

　　2013年，倪光南发起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希望统一标准，依靠应用商店模式构建一个软硬件生态系统。不过他也坦言，联盟的力量有限，“没资源，也没钱、没人、没权，没用，只能表达愿望，他更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重视和引导。”

　　现在，从国家到企业终于都下决心要突破了。

　　5月9日，年近耄耋的倪光南出席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并发表了《国之重器：自主知识产权才是核心竞争力》的主题演讲，国产软硬件已从“不可用”发展到“可用”，正在向“好用”推进。

　　在《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往事》中，倪光南当年的助手梁宁写道：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唐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

　　不过对于金钱和名利，倪光南从没放在心上的。他不谙世事，也不会为这些世事所累。

　　当初联想的许多研发人员去了华为；方舟没了，但君正将国产CPU技术延续了下去。

　　“没做成事之前，可能都会被当成唐吉诃德。”倪光南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是一定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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