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美东时间）下午，惠普市值为300.57亿美元。2000年4月其市值最高值达到1550亿美元。与19年前相比，如今的惠普显得暗淡了许多。
有意思的现象是，告别老惠普，在被分拆为HPI和HPE“两个惠普”后，这两家公司的命运如今却截然相反。
目前已更名为慧与的HPE，连续7个季度财报增长后，其市值逼近220亿美元，而惠普公司的财报显示，2019年*季度收入为147.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仅1%，其净利润为8.03亿美元，较上年同期竟下降了59%。“惠普怎么了？”
离开惠普已近10年光景的张永红，如今偶尔会和惠普工作的朋友聊天，“老惠普人”也会找机会见面聚餐，每聊起老东家，大家便会不约而同地有上述疑问。
从1998年进入惠普，到2009年离开，在惠普近11年的成长，“我的世界观被惠普对客户的尊重，对员工的信任，这些企业文化本质的东西固化下来了。”张永红在向经济观察报记者回忆惠普之经历时说，也坦言“近几年我有点看不太清楚惠普的大战略。”
这家在全球IT产业中已历经80载的企业，“文化传承要靠人，需要尊重、遵守、认同这种文化的人处理公司”，但管理层却频繁换血、内部更是动荡不堪。
在张永红看来，惠普由盛及衰的转折点，或是2001年斥资收购康柏后，而这一战略转向的开启，来自于卡莉·菲奥莉娜（下称“卡莉”）——惠普历史上*位外来系CEO。
自此之后，惠普的执掌者又经过了4任空降型CEO，“虽然它的文化写在那，但依然会慢慢地淡化掉。”张永红无法对离开后的这些年做过多评论，但就了解到的惠普发展情况作出了判断，惠普走得越来越沉重。
事实也确实如此，惠普不仅在全球PC市场的冠军之位岌岌可危，就连公司整体业绩也在不断下滑。
日前，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在北京“誓师大会”大会上称，2018年联想PC市场份额超越了惠普，位居全球*。此后IDC发布的2019年Q1季度全球TOP5 PC厂商中，惠普又以当季出货量1358万部拿下了*的位置，但其2019年*财季财报中显示，台式机出货量同比下降8%，笔记本出货量同比下降1%，总出货量同比下降3%。
更令人关注的是，惠普上季度收入为147.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仅1%，净利润为8.03亿美元，较上年同期竟下降了59%。
曾经的“车库传奇”、“硅谷之母”，究竟为何愈发黯淡？
空降型CEO
1999年底，引入“美女总裁”卡莉，被张永红视作惠普发展周期中的重要转折点。
尽管卡莉对于管理和经营有深刻的认知，处理问题的能力也非常强，但是她的问题或缺点是——缺乏技术背景。此前惠普的任何一位CEO都是内部工程师做起，精于技术逻辑，从来不会从外面招聘空降兵做管理人员。
“她对惠普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把惠普的企业形象推至一个相对的高度，同时调整了惠普原有的一些传统文化。”张永红称，彼时应对同质化及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卡莉提出惠普整体要加速“change”。
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到，卡莉担任惠普CEO的六年里，不仅主导拆分了惠普的公司架构，将电子仪器和医疗仪器部分分拆为独立的安捷伦公司，同时还在2001年主导了一起引人关注的并购案——惠普并购了与之业务基本相似的大型PC制造商康柏，砝码押在了利润更大，且康柏更具优势的服务器市场，但这个并购远未如预想般好。
合并虽让惠普公司的股票价格一涨再涨，康柏这一大公司的原有品牌渠道在重组后需要时间整合，而且还会带来经销商的削减，在新惠普公司成立后，2002年8月，惠普宣布了当年第三季度业绩，虽然公司在其PC和打印机营收、市场份额获得了胜利，个人系统部门的利润却从盈利2100万美元，变成了亏损5600万美元，下错了赌注的惠普，陷入困境。
卡莉的冒险不仅在此，还在于她还改变了惠普的经营准则，终结“永不裁员”制度，裁减员工多达2.8万人，瞬时打破了此前惠普形成的员工与企业间的平衡关系。“惠普内部执行力很强，各部门协作意识也都很好。”张永红告诉记者，在惠普转型这件事上，卡莉踩了“油门”。她将合并后的新惠普分为打印、接入设备、IT基础设施及服务四个部门，以此优化产品线，提高管理、采购、制造和营销等方面效率，节约成本支出。
尽管卡莉改变惠普的决心很大，可把握着惠普主权的董事会并没有信心再看下去，在2005年解雇了她。但董事会并没有吸取空降型CEO的教训，出人意料地让专注于某一行业“小公司”出身的NCR原CEO马克·赫德成为了继任CEO。
虽然赫德与前任CEO卡莉相比，在名声和知名度上都相形见绌，但张永红告诉记者，“赫德时代是惠普的顶峰。”在当时，不仅外界对于赫德的经历和资历一片看好，就连惠普的30万员工，在赫德2005年加入不到一个月期间，就感受到了他的影响力。
务实、坚决，是张永红在提及赫德时用到的形容词，之所以会钦佩这位外来CEO，“因为他以公司创始人的状态在管理运营惠普”。赫德上任惠普CEO一年后，利润增长率高达1790%，股价平均增长了86.32%。
当然，在消减成本方面，赫德不输于前CEO卡莉。他进入惠普*件事就是裁员，在裁减了1.52万名员工后，将注意力放在高成长业务——企业服务、移动和打印成像业务，将非一流的IT服务业务统统砍掉，以此来给惠普“瘦身”。
赫德的方式方法也有弊端，在其任职的5年时间里，短期的成本缩减不少，可精简结构，减少层级，在业务矩阵上扫除冗余的同时，惠普的人才流失也很惨重，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惠普之道”背道而驰。
2010年的8月，赫德因“性丑闻”被惠普董事会开除。但在彼时，董事会对外给出的理由是，赫德扼杀了惠普的创新力。赫德的下台直接引发了惠普灾难性的时刻，股价短时间内大跌近10%，惠普市值缩水高达100亿美元。
随后惠普通过向SAP前高管李艾科支付了460万美元安家费，将李艾科请上了惠普CEO的位置。据公开资料显示，李艾科上任后至2011年初，主导惠普花了111亿美元收购英国软件制造商Autonomy，同时对惠普的PC业务进行评估后采取全部或部分分拆，以加大惠普向软件和服务转型的力度，重点发展软件和云计算服务。
彼时，意图放弃消费者业务，主导惠普转向企业用户的李艾科，给出的理由是，个人PC业务部门，不仅无法为公司带来任何的额外收益，还会让公司每年多花10亿美元。
但惠普董事会却在这个决策上犹豫了，并最终保留了PC业务，但先前因分拆传闻发出后，导致的技术人才流失或被挖角，不仅让惠普内部持续动荡，就连其渠道伙伴也信心动摇，纷纷转投宏碁、联想和戴尔。
市场上对惠普的信心难以提振，业绩预期持续下调，股价又遭遇腰斩，这一系列后果，让李艾科在短短11个月任职后便被解雇，成为了惠普历史上任期最短的CEO。
此后eBay前CEO梅格·惠特曼被寄予厚望，面对大考。“不少人认为惠普需要一个有技术背景的人，特别是在企业服务方面有经验的人来管理。”李浩说到。
事实也确实如此，惠特曼的到来未能带领惠普走出困境。
这已经是惠普在13个月内换的第三个CEO，每任CEO又都会带来自己的管理层，频繁更换管理层，给惠普带来的后果便是战略不断变化，反复推倒重来。
惠特曼上任后，宣布惠普继续运营PC部门，她认为，PC部门是提升用户购买力的重要部门，不能轻易剥离。
在坚持“重来”策略的同时，惠特曼也选择对惠普的原有架构展开“推倒”过程。2015年时，在惠特曼主导下，惠普拆分为负责经营个人电脑和打印机业务的惠普公司（HP Inc）和专注于数据存储、软件和企业服务的惠普企业（HPE），其中HPE由惠特曼执掌并进行了更加激进的转型。
分拆难题
一位接近HPE的内部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惠特曼于2015年5月主导的这次公司拆分，把成立了76年的老惠普“拆碎了”。公司被分拆为HPI和HPE“两个惠普”。
“两家公司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完全独立，有各自的董事会和各自的CEO，有各自的股票代码，分别上市。”上述内部人士指出，后来HPE更名为慧与，向对外表明与惠普公司的区隔。
曾在中国惠普企业集团工作的王媛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她过去所在的集团是惠普的优良资产，“其包括服务器、存储和技术服务，另一块是还需有潜力发展的软件，企业服务和云计算。”
然而就在2015年5月的一个周四，包括王媛在内的惠普企业集团员工们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CEO惠特曼的内部邮件，邮件标题为《HP to Win in China through Tsinghua Partnership》。这也让王媛此前听到“集团要被卖给清华紫光”传闻后的不详预感坐实了——惠普要把这块优良资产与全资子公司、做网络设备的H3C合并为一家新公司。
经济观察报记者从上述接近HPE的人士处获悉，原来，2016年HPE把服务器存储等部分放在一起，成立了全资公司紫光华山，然后紫光华山和老H3C合并，变成了现在为人熟悉的新华三，其中51%的股权卖给了紫光，HPE占据了另外49%的股权。“这家合资公司经营HPE在中国的服务器存储硬件，以及自营品牌的服务器和存储等。”
在王媛看来，HPE主动把这个新公司51%的控股权卖给清华紫光的举动很容易理解，就是帮助H3C国产化，脱离惠普的外资背景，解决其在国内销售的困境。
“这个消息曾让惠普员工的民间群炸开了锅。”王媛自2011年加入惠普，在她的印象里，公司在CEO轮换中也发生了各种精彩又狗血的故事，身边不少同事离职奔了他处，原本期望公司在惠特曼的带领下能摆脱泥沼，却不想“刚刚宣布拆分公司的大战略，就开始出售惠普企业中国区的资产，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她还记得2015年5月22日下午，惠普中国区总裁毛渝南在地处CBD的惠普大厦8楼车库开会的场景，员工们都在追问，是否会裁员、调派岗位归属、薪酬待遇等诸多问题。
王媛说，过去惠普在中国除了个人业务，其核心业务还有云计算、服务、软件和基础设施四大板块，但自从公司拆分后，真正属于惠普的业务只有HPI。
IDC服务器和云业务分析师刘旭涛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在将所有的企业级产品业务交给新华三来做后，新华三便成为HPE在中国境内所有服务的*合作伙伴和经销商。“惠普的企业级产品和服务，自此便在中国没有了。”
这一点也得到了李浩的印证。他2016年初在猎头的推荐下，加入了紫光华山，但在当时他以为这家公司在HPE旗下，并不知晓最终竟会被新华三并入。“当时HPE的人是外企风格，与紫光这一本土企业人的管理间，有一个角力的过程。“李浩告诉记者，最终被新华三合并后，原有HPE的人，很多技术岗、销售岗的人都离开了。
这也是李浩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半年就离开的原因。“其实HPE是一个技术背景很浓厚的企业，其团队架构都是技术型的人。”李浩认为归属新华三之后，在管理上也变了味道，而他所在的市场部中，绝大部分人也选择了离开。
惠普在中国发展暴露的问题，不仅仅发生在架构拆分后的管理中，其战略导向上的纰漏，早在十年前就曾暴露出来。
2009年10月时，担任中国惠普个人业务副总裁、消费品总经理的张永红，选择离开惠普，加入当时相较显得名不见经传的宏碁。
“团队负责的家用笔记本在2004年至2005年月销两三千台，在我离开的那个月，团队业务曾达到一个峰值，月销规模竟达到了25万台。”提及当时的团队业绩，张永红的脸上仍洋溢着自豪，但他也坦言，那期间由于供应商提供的显卡问题，导致了惠普机器出现了产品质量问题，在他走后，事件依然持续发酵，甚至在2010年央视315活动上被曝光出来。
“惠普就像一个被中国舆论吓坏的小孩。”曾在某公关公司服务于惠普的李浩对于2010年的惠普事件记忆犹新，他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被打了一巴掌之后就什么都不说了。”惠普自2010年后在中国的公关策略便变得十分保守，而这也印证了它在品牌暴露出问题后，也出现了管理问题。
在张永红看来，没有*时间去面对并解决问题，被315曝光产品问题使得惠普整个PC业务遭受重创。那年“老东家”曾召唤张永红回归，在职级上予他更高权位，有意让他带领惠普的个人业务重返高点。
记者查看当时的媒体报道显示，“张永红重回惠普”，直到与记者面对面时，张永红才道出了当时的真实选择，“其实，我最后是拒绝的。”
横在两家值得尊敬的公司之间，张永红思考了很久。
“每个人进来惠普都是从头开始，大家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张永红还记得，1998年他进入惠普时，除了部门秘书职位之外，第二低的便是身为“管理工程师”的他了。
由于惠普人多为做服务出身，“老板希望找做市场销售出身的我，从另外一个维度去提升客户满意度，降低运营成本。”张永红回忆到，那时他打了300-500个售后电话，与反应问题的客户进行服务体验沟通，也是在那时他就感受到了惠普的“尊重”之道。
但进入赫德时代，惠普聚焦于软件销售，未能让公司提前意识到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张永红称，“那个阶段惠普没有一些闪亮的消费品面市，这也让其品牌度黯淡下去。”
随着以ipad为代表的移动终端兴起，原本利润就薄的传统PC市场受到巨大冲击。尽管惠普后来推出了TouchPad、智能手机等移动产品，但显然无法与早早抢占了市场的苹果公司抗衡。
难回高光时刻？
惠普公司的历史，与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荷西北部的硅谷的历史*地交织在一起。
在《两个人的帝国―惠普缔造的硅谷神话》一书中如此记录着，1938年，两个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克特，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一间小小的车库里，开始了他们的创业梦想。
1939年，惠普以538美元原始资本创立，“这不但是一个伟大公司的开始，而且是整个硅谷乃至现代数字时代的起源。”在美国科技新闻记者迈克尔·马龙看来，惠普成为了硅谷的符号，影响着一代精英扎根硅谷，根植创业梦想。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的微软、苹果、英特尔等科技IT领域的巨头公司，都曾深受惠普的“车库传奇”创业精神影响。
“惠普是我见到的*家公司，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公司，如何善待员工。”苹果公司创始人之一的史蒂夫·乔布斯曾被问及创业梦想，他坦言，要创立一家像惠普一样伟大的科技公司。
惠普两位创始人不会想到，就在惠普创立70年后，在遥远的东方国度北京还诞生了一个名为“车库咖啡”的创业主题咖啡馆，以纪念他们的那种创新精神。
公开资料显示，在与迪士尼合作开发出了*款音频振荡器之后，惠普便进入了高速扩张时期。威廉和戴维以技术开发和工程设计为主，主要从事相关生产测试、测量仪器开发等。
实际上，在人们熟知的惠普电脑和打印机之前，惠普探索了太多领域：从音频到微波，从无线电到医学监测，从科学计算装置到激光干涉仪。记者了解到，此后，惠普研发出了世界*台个人电脑，以及后来的喷墨和激光打印机，几乎垄断了打印机市场。
伴随着业务和产品的不断丰富，在上个世纪90年代，惠普公司便扩充至12万人，一举成为高科技巨擘。
张永红表示，惠普公司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创业历程成为企业效仿的典范，更在于它开创的“惠普之道”文化。他还指出，“惠普是*家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的外企。”
确实，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惠普便于1979年进入中国，成为最早入华的高科技企业之一。1985年，中国惠普有限公司成立，在将技术产品带入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惠普的文化基因和人才培养体系——中国惠普大学成立。
2001年，惠普商学院成立，连一直主张追赶惠普的联想掌门人杨元庆，都曾在其中学习管理知识，而张永红也曾是惠普商学院的一位老师。
在CBD商圈树起中国惠普大厦这一地标建筑时，无疑是惠普的高光时刻。而今，经济观察报记者再去看，尽管在大楼外侧依然留有HP、H3C和HPE的大logo，可据保安介绍，过去这栋大楼的8层及以上都是中国惠普的，在它们搬离后还空置了许久。
如今坐落在望京利星行中心的惠普总部，在进入前可见到HPI、HPE、H3C的logo分立在大楼前面。正如上述HPE内部人士所言，三家公司独立办公，分居在不同的楼层。
记者来到位于C栋5层的惠普公司，内部仍旧是外企的工作风格，在前台视野可见之处，是惠普多代PC笔记本的展示台。
当记者向前台工作人员询问与相邻楼层的慧与及新华三的关系时，她表示自2016年公司搬来这里，只知道业务集中于PC和打印机业务，不清楚与另外两家的关系。
在李浩看来，但凡提到惠普，无论是分析师还是普通用户，都会提到笔记本和打印机。“这一业务有着完整成熟的供应链，是惠普的现金流业务。”但他透露，真正支撑惠普的要看其商用领域的服务，“高速增长的网络储存，是惠普在全球视角下不可忽视的优势。”
惠普需要时间
随着PC市场价格战愈演愈烈，移动互联网浪潮的快速来临，曾经惠普引以为傲的业务组成，电子仪器、电子设备等几乎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软件等朝阳产业距离太远。惠普的发展历程以及多起并购案例，甚至被列入了当下一些商学院的“失败的投资”探讨案例中。
张永红深知，在智能手机、平板的激烈竞争下，PC产业已经萎缩了很多，尽管如此，PC升级循环只是推迟了，拉长的PC升级周期现在开始成为出货、销售增长的动力。“从高端领域来讲，惠普依然占据着较为有利的位置。”他认为，在新经济下，新技术的融入，可以让具备多年技术沉淀的惠普，在智能制造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另外，记者了解到，如今的惠普公司除了做笔记本、打印机等个人信息产品，虽然也在做商用产品，但被认为需要长远去看其发展的服务器、存储、智能边缘等混合IT的企业级产品，却属于HPE的业务，与如今的惠普公司毫无关系。
在采访中，谈及惠普，张永红认为，评价惠普在市场上成功与否，不能只看其在中国市场的状态，“肯定是在全球视角下，它能否回到一个相对增长状态。”
作为曾经的惠普高管层，张永红怀有期待，实际上曾经在惠普度过阶段人生的王媛和李浩，也表达着“惠普是一家好公司，希望它能够重新闪耀”的期望。
张永红说，在与老惠普人聚首时，“recovery（复苏）”是他们对惠普保有的期待，
但就经济观察报记者走访来看，如今的惠普公司要实现这个过程，怕是需要一些时间和尝试。
（应采访对象要求，王媛和李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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