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去哪儿了？强制分类时代，公众在追问

垃圾桶开始限购了。

在上海市即将落地垃圾强制分类政策的前一周，即6月27日，经济观察报发现一家出售干湿分类专用垃圾桶的淘宝店铺发布了一则发货通知：同地址、同ID限购一个垃圾桶。

2019年7月1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简称“条例”）正式开始实施，这意味着上海市在进行了20多年垃圾分类倡导和探索后，进入强制时代。该条例规定，对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个人可处以50元-200元罚款；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猝然到来的法规，在这座拥有2400万常住人口的城市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围绕“垃圾分类”的相关热搜词多次出现在社交媒体。在6月28日截稿时，最新的一次热搜词条为“游客在上海扔错垃圾也要被罚”。

如果从1995年算起--这一年上海出现了垃圾分类的居住区试点，这座城市已经在“垃圾分类”之路上摸索了超过 2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看来，上海市垃圾分类的水平相对比较高，准备很充分，各环节都有一定基础。

上海只是垃圾强制分类的*站。根据经济观察报记者的梳理，深圳、北京等城市相关的法规也均已行至半途。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从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中国“垃圾强制分类时代”已经临近。

但“垃圾强制分类”意味着一条产业链支撑：不仅仅需要前端（居民端）的分类，更重要的是在居民分类投放后，回收者（中端）和垃圾处理厂（后端）是否能够做到分类回收？

对于“垃圾去哪儿了”的疑问，一直都存在。尤其是对于垃圾分类后是否真正发挥了作用、有没有产生环境效益，公众存有质疑。经济观察报记者走访北京、上海多个居民小区了解到，其实居民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疑问，不太了解垃圾的去向。“相关政策条例出台的很快，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比如设备调试，技术和工艺的升级，以及全产业链各端服务都要有所调整，以更好把握商机，适应政策新要求，所以目前稍微有点猝不及防的感觉”，一位环保上市公司负责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任何一个环节不通，都会直接影响分类的最终效果。如果后端仍是‘一锅炖’，前端分类就毫无意义。”宋国君表示。

15天的垃圾能堆一栋金茂大厦

1.2公斤，这是上海市每人每天产生的垃圾量。按这一数量计算，上海市日均产生生活垃圾总量超过2万吨，如果不对垃圾进行压缩粉碎处理，每15天上海产生的生活垃圾就能堆出一栋421米高的金茂大厦。

在筹备了超过20年后，上海市政府终于决心以强制分类的方式对这幢大厦发起“冲击”。

整个上海市都在为这一战役做准备：全市中小学生将垃圾分类作为“开学*课”，垃圾分类知识也已经纳入了上海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上海出台的条例是我看到的最认真、*进的条例，规定的很完善、很全面。我更倾向于认为，上海是要做好这件事情的。但能否持续做下去和决心是两码事。”宋国君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尽管如此，指望强制分类能够起到一蹴而就的效果也并不现实。宋国君对经济观察报表示：“源头分类习惯没那么容易养成，应该在两年内基本形成习惯，这是很艰巨的工作。垃圾毕竟没有多么珍贵的价值，并不要求百分之百分类投放正确，60%以上正确就已经很有效了”。

上海的“热情”也即将在其他城市蔓延。今年5月底，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在深圳，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的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目前正紧锣密鼓地推进相关立法，规定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拒不改正者可处罚款500元-1000元，与此前相比，提高了10倍。

“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出台相关条例，为垃圾分类工作在全国展开提供了示范。目前无论是理论上、实践模式上，还是从立法及国家战略上，垃圾分类的条件都具备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程会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程会强长期从事固废、生活垃圾等相关问题研究。

在政策的背后，一个现实的问题也已经显现：快速的城镇化，已然让生活垃圾的处理成为了城市管理者的“心病”。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每年超过1.5亿吨，并以每年8%-10%的速度递增。全国688座城市，除县城外，已有2/3的大中城市遭遇垃圾问题，城市每年因垃圾造成的资源损失价值在250亿-300亿元。

公众的疑问

爱芬环保联合创始人、社区“垃圾分类”专业顾问郝利琼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当前“垃圾分类”*难点是强制力量的缺失，没有真正有效可执行的法律来规范和约束公民行为。一方面，“垃圾分类”需要长期对公民进行教育和动员，政府部门做好整个垃圾收运和处置系统；另一方面就是增强法律约束，建立严格的监管机制，严惩违规行为。

郝利琼认为，目前最紧要的是让居民切实具体地学会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了解垃圾的去向，包括收集、转运、处置各环节，以及产生了怎样的环境效益，清晰认识到垃圾分类的巨大益处以及他们为环境改善所做出的贡献，这就不至于刚一进入强制时代，就感到困惑甚至恐慌。

公众的困惑并不仅仅局限于“垃圾应该怎么分类”，他们更想知道的事，“分类后的垃圾到底去哪了？”

今年5月31日，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显示，超九成(92.2%)认为“垃圾分类”对于保护我国生态环境是重要的，但仅三成(30.1%)认为自身做得“非常好”或“比较好”，70%受访者做得较差。主要原因有二：超六成受访者以“小区没有分类垃圾桶”为由；近六成受访者认为“垃圾集中转运不分类，所以没必要分类投放”。此外，“不知道怎么分类”、“不了解分类后垃圾处理进度和结果，没有成就感”，人数分别占比36.5%和34.5%。

“公众肯定要问后端是怎么处理的，会打一个问号。”宋国君说。

“厨余湿垃圾要变成肥料，产业链完善吗？都准备好了吗？不只是建几个湿垃圾处置厂就行，更重要的是对肥料本身质量进行控制，确保重返土壤。可回收行业需要大量企业来吸纳和消化前端所分出来的垃圾，不可能只是几家大型国企就能干成。而且也需要政府进行合理的补贴。”宋国君对经济观察报说，垃圾分类后，填埋和焚烧的量少了，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炉容量很大，现在只烧一半，工艺不适应，无法正常生产，成本太高等。

即使对于已经在分类垃圾回收上布局已久的上海市，回收能力要完全匹配依然有一定的压力。截至2018年底，上海市日均生活垃圾清运量中约4000多吨为湿垃圾。上海市绿化市容部门预计，今年上海日均分离出湿垃圾量将达5000多吨，比去年多出上千吨；2020年的湿垃圾量可能会在2019年基础上继续增多。根据上海市相关规划，到2020年底，上海湿垃圾资源化处理能力要提高至7000吨/日的水平。

新时代证券环保行业分析师邱懿峰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表示，7000吨/日左右的目标，相当于在两年内，上海市湿垃圾处理能力要翻倍。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杨殿海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上海在垃圾分类的中端、末端产业链，也不是很成熟，但也一直努力在做。现在运输环节和末端处置基本已经分开了，能做到不同垃圾运到不同的处置工厂，就是在源头上还需要进一步把控。

6月28日，一位环保上市公司负责人在成都“2019中国环境产业高峰论坛”上对经济观察报记者坦言，相关政策条例出台的很快，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比如设备调试，技术和工艺升级，以及产业链各环节服务的调整等，所以目前稍微“有点猝不及防的感觉”。

两毛钱的差价

在垃圾强制分类回收尚未完全铺开之时，已经有一些企业开始在其中寻找商机。经济观察报从支付宝客户端发现，在其中已设有“回收分类”服务，包括生活垃圾、大件回收、废旧家电等服务选项，居民在网上下单后，会有专人上门回收，规定在5千克以下暂不回收。

垃圾分类并不仅仅是居民需要准备的事情，从政府政策、中端的回收转运到后端的垃圾处理，整个链条都需要做出调整以容纳这个庞大的计划。

王建明是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做垃圾分类已有很多年。其所在的华新环保主要是在北京亦庄、天通苑等一些小区免费给每户送垃圾袋（篮），居民分出可回收垃圾后，按市价给居民一定费用、物品或返还积分。

王建明从中所能获得的仅是两毛钱差价。他说，每天能回收20吨左右纸板，从个体小商贩那里买废旧纸板是0.8元/斤，从居民手里买0.6元/斤，但小区一天也收不了很多。况且投入成本较高，如要提供大量回收箱、编织袋，每个小区设有宣传引导员，并且配有车辆、称重系统及分拣打包场所或仓库。

“这些都是成本，而且没有政府补贴。”他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们一直不断在做这些事，整个是一个系统，投入人力、工资、设备、网络平台等，成本压力很大。”

一位长期研究生活垃圾处置问题的专家解释说，废品回收不同于其他上门服务业，单价低且人工成本高，即便“烧钱”也难以为继。

王建明认为，正规企业要做垃圾分类回收，*能够免税，减轻企业成本压力。对于小区内宣传督导，政府也应给予一定资金支持。同时必须有很好的组织形式和法律约束，明确物业、街道办、城管委等部门各自职责，接受相关监督和考核。

邱懿峰向经济观察报表示，“其实现在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市场还不太成熟，做的仍比较浅，今年以来随着政策的持续发力，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才开始真正进入快速发展通道。”在邱懿峰看来，整个市场空间是非常大，整个固废产业链发展都很可观，包括从前端环卫运营到中后端垃圾处理，都是有比较好的投资机会的。

而作为垃圾分类最终的节点，在成为“好的投资机会”之前，垃圾处理厂本身尚需要经历一些调整。

“后端的政策和前端分类恰好出现了一个误差，现在后端是从量补贴，而非从质补贴，即处理垃圾越多，获得国家补贴就越多，从企业利益考虑，后端不希望前端分类。甚至有些垃圾处理厂出现往纸质垃圾里浇水称重的现象。”程会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在程会强看来，后端分类处置环节要改变现行政策，变为分类考核，比如适合填埋的垃圾，以总量减少为评判标准。原则上分类就是一种减量化处置，这将减轻后端处置能力不足的问题。

“以后也可成立垃圾分类专项基金，把前端、中端罚款集中起来，再以补贴或奖励形式返还。对后端处置企业，要按分类质量和资源化产生程度进行补贴。从源头上加强监管后，会形成良性机制，更多激发市场活力，通过经济手段、公众监督，实现全方位、全链条、全体系的垃圾分类处理。”程会强告诉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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