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利来集团创办人曾宪梓逝世,其爱国情怀相比商业成就更令人敬仰

相比商业成就而言,曾宪梓更为人所知,更令人敬仰的,也是他对国家至死不渝的赤诚和贡献。
2019-09-21 11:31 · 微信公众号:华商韬略  华商韬略   
   

原全国人大常委、香港金利来集团创办人曾宪梓于9月20日下午因病去世,享年85岁。

生前接受华商韬略专访时,曾宪梓讲出的第一句就是:我是一个真正的穷苦人,一个被共产党和新中国改变命运的人。

相比商业成就而言,曾宪梓更为人所知,更令人敬仰的,也是他对国家至死不渝的赤诚和贡献。正如金利来集团发出的讣告所形容,他是一位:

伟大的爱国者

谈到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曾宪梓都会哭。

别人是长大的,他是苦大的。

曾宪梓1934年2月2日生于广东梅州扶大镇珊全村,到他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也开始了“每天稀饭都吃不到”,“有难关,自己过”,“你瞧不起我,我做给你看”的苦成长。

幸运的是,母亲有难得的远见。她咬紧牙关,磕着响头把曾宪梓和哥哥送进了全村唯一的小学,避免了他们成为文盲的命运。

但只念完小学,母亲就实在无法供孩子们上学了。16岁的哥哥去了泰国,11岁的曾宪梓则放牛砍柴,翻地种田。“有难关,都是自己过”。

几年的小学,给曾宪梓的不只是知识,也包括志气。

哥哥走后,很多人瞧不起他们孤儿寡母,欺负他们。他就在心里发狠:“你瞧不起我,我要争气,改变这种贫穷的命运。”

但真正让他改变命运的,是新中国的成立。

“一个搞土改的同志看我在劳动后喜欢看书,亲自把我送到学校,对老师说,这个孩子很苦,家里情况也不好,要多关照。

靠着国家给的每月3块钱的助学金,曾宪梓从梅县重点中学——东山中学开始,一直读到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

在东山中学,曾宪梓含着泪学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在同学们的嘲讽中咬着牙“夸下一个海口”:

将来要给学校捐一座更漂亮、更高级的大楼。

利用自己当班长为同学编座位的便利,他还让全班最漂亮的女同学黄丽群和自己同桌,并在高考后将黄同学变成妻子。

“从17岁到27岁,国家养了我10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我,是祖国抚育我成长的。”

功成名就之后,这成了曾宪梓回忆人生的开场白。

1961年,曾宪梓被分配到广州农业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

就在他努力工作,立志报效国家时,人生轨迹却被改变:已去泰国的哥哥,因与叔父就父亲当年在泰国的遗产发生了争执,要他前往助阵。

曾宪梓舍不得走,但却不得不走。

跨过边境的那一刻,他说自己的心境像是欠债要逃的人。

“国家在那么贫困的环境,把你培养出来是多么的不容易!曾宪梓啊,你就这样离开祖国,你对得起国家对你的培养吗?

当时,中泰尚未建交,曾宪梓要先拿到香港身份证、做好护照后才可去泰国。人地生疏,操着客家乡音,连问路都困难的他,为了安身立命,借住到一个姑姑家。

一时找不到工作,又不能白吃人家的,他就帮忙带孩子,做保姆。“一个大学生,做男保姆,夜深人静,心里不是滋味。

不久,更不是滋味的日子来了。

想去泰国看儿子的母亲到了香港,没有别的住处,只能和已经30来岁、有了两个孩子的曾宪梓一起挤在几平米,头都抬不起的走廊斜坡里。

这样的日子过了9个月后,曾宪梓满怀期待与喜悦到了泰国,迎接他的却依然是伤悲。为了钱,哥哥和叔父争得互不相认,受共产党教育的他,以放弃一切财产继承权的牺牲,调停了斗争。

解决完争产的问题,国内形势巨变。想要回国的曾宪梓获悉,国暂时是回不去了。他只能往返于香港和泰国之间,做一些小买卖,并将妻子黄丽群也从家乡接来,借住于已在泰国小有成就的哥哥家里,帮其经营领带小厂。

寄人篱下,低人一等,曾宪梓夫妇每天勤勤恳恳,起早贪黑地帮助哥哥、嫂嫂,说话都不敢大声,吃饭都不敢多夹几筷子菜。但时间一长,哥哥嫂嫂还是非常嫌弃了:“每天都给我们脸色,让我们走,快点走,即刻走。

被嫂嫂驱逐的那晚,曾宪梓和妻子黄丽群一夜没睡,两人既无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努力,小心翼翼地做人,这人生还是越走越窄。

第二天,曾宪梓到贫民区找到一处房子,和妻子住了进去,没有安顿的安顿好后,他厚着脸皮向哥哥请求,希望自己还能继续在厂里工作。

哥哥拒绝了。

痛心不已中,曾宪梓卖掉所有财产——一只普通手表和一部普通相机,找客家乡亲借了一台缝纫机,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做领带到唐人街卖。

那期间,对这个不爱钱的侄儿很有好感的叔父曾桃发,曾多次表达要帮助他的意思,但曾宪梓依然像当年那样:一直贫穷,但始终活得骄傲。

叔父给他钱,他不要。叔父给他换房,他拒绝。实在没办法,叔父将自己本来要做西装的布料给他,让他帮忙加工成领带,付给他10倍于正常的加工费,变着法地帮他。

为了生活,单子他接了,但多的钱,他一分没要。

1968年春节前,一心想要回国的曾宪梓回到香港。

他原计划找好房子后再与家人团聚,但房子还没着落,已不想在泰国多留一日的母亲和妻儿也跟随到了香港。

走投无路之际,叔父辗转汇来一万港元。靠着这笔钱,春节还没过,曾宪梓就已找到一个60平米、既可住、又可做工的房子,办起了一个名叫金狮领带公司的小作坊。多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

开工时,手中已只有6000港元:房租花了1000多;感谢姑姑当年的收留花了2000;购置生活和开工必需品花费近1000。“这6000元可以花多久呢?一天生活50元,一个月就1500元。4个月吧。

必须马不停蹄地工作,才能让一家人活下去。

但即便马不停蹄,他的每天也都是在担心吃不起饭的危机中度过。卖一打领带只能赚10元,曾宪梓夫妇必须每天做出并卖掉5打,才能养活得了家。

别无选择,他只能拼了。

“推销的时候,老给别人赶出来,一进门,就让我走。但我下了一个决心,卖不到5打就不回家,我要学怎么做生意,我和我的家人要吃饭。”

那期间,曾宪梓的汗水洒遍香港每个角落,马路上的地摊小贩,也都咬牙舍本请人吃饭,拜托他们帮忙代销。

而另一边,已是六口之家的家庭,每天的菜钱只有1港元。轮到他买菜,还要更节省:

“只买8角钱的,觉得不能一下子将这1元钱全部用完。

勤俭,这也是从负债开始创业的曾宪梓,很重要的一个创业经验。

“如果有了点钱都用掉了,资金很难积累。所以我就节省,省吃俭用,积累我的资金。”

即便自己这样拮据,有了些积蓄之后,他还是第一时间还了叔父的钱,而且是加倍偿还。

叔父因此在泰国替他大做人品广告: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不爱钱的,这一次,我是见到了。

不达目标不回家的坚持下,曾宪梓的生意渐渐打开局面。

首先被改变的是总挨骂的情形。

一次,他到一个做西服的洋货部推销,刚进门,老板就大声斥骂。走出店门的曾宪梓,一边寻找下一家,一边落泪。

但,香港不相信眼泪。

他找到一个人少的地方坐下,不断问自己:为什么总会挨骂?是自己做错了?还是有钱人都这么不好?如何才能不这样?

第二天,曾宪梓穿西装打领带,什么也不带,再次去了洋货部。

“等店里没人时,叫了咖啡两个手送上,‘老板,不好意思,昨天十分对不起,惹你生气了。我今天是特意来跟你赔礼道歉的’。”

老板有些不可思议,他说:“奇怪,一般人给我骂了永远不会回头,我昨天那么严厉地骂了你,你还专程来道歉。”

一翻诚意交谈后,老板告诉曾宪梓,“你做生意,我也做生意,我有客人在这里,你来以后,影响了我对客人的招待,所以就骂你,赶你。”

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不但买我领带,还给我建议。”

再后来,一想到骂过、赶过自己的人,都能成为主动跟自己要货的客户,曾宪梓就充满了信心,路也越走越宽。

当时,法国、意大利等外国名牌领带霸占着香港主流市场,几百家本地服饰服装厂,生产的领带却只能在街边店铺售卖。

已经给自己的领带取名为“金狮”的曾宪梓觉得这里面有机会:生产高质、高价、高档的领带,把香港的领带市场从洋人手里夺过来。

第一步是到大百货公司买回最流行、最高档的四款国外名牌领带,将其拆到不能拆,对其内外用料、剪裁、缝合、图案、颜色、商标进行深入的解剖式研究。

第二步是把这些拆得七零八落的外国领带,按照原有的缝合方式恢复原状。一遍又一遍地剪裁、一遍又一遍地缝合,直到掌握这些技术。

第三步是自行生产。

苦战几十个昼夜后,曾宪梓做出了四打以德国高档领带布料生产的高档领带。他拿出4条,跑到一家熟识的百货公司经理面前:

“这8条领带,4条是我向德国订购原料自己做的,4条是在你这里买的外国名牌。现在请你不要看商标,分辨一下,哪些是我做的,哪些是买来的。

经理比较了大半天也分辨不出来,曾宪梓趁热打铁,把四打领带送进这家公司,和外国名牌摆在了一起。不到一个星期,经理便打电话给他:

“赶快再给我送四打来。”

初战告捷,曾宪梓决定打入更多百货公司,但其他公司一听是香港货,直接拒之门外:“不是名牌,卖不出价钱。”

不平之下,曾宪梓决定自己做一个名牌出来!

第一个要做的是改名字。当时的香港赌风盛行,不少朋友都劝他,将广东话发音为“金输”的“金狮”改名,“金输金输,什么都输掉了。”

曾宪梓冥思苦想新名字之际,机会和灵感居然一起来了。

一个做推销的朋友,邀他一同去澳门玩,要介绍当时著名的百货公司——永安、先施百货公司男装部的几个部长给他认识。

旅行中,曾宪梓想出了新名字:“金利来”。

再过几个月,香港主流市场的门,也被他打开了。这个过程,也是他在回忆自己的创业故事时,尤其自豪的一段经历。

“我跟那几个部长根本不熟悉,但想办法跟他做朋友,一起玩,到澳门以后,我就请客,结果交上朋友了。”

走到这一步,通常的想法是,该请对方销售自己的领带了,但曾宪梓不急。

“交上朋友,他们不问,我也不主动说,我是干什么的。一个月,两个月,大家在一起只是吃饭,聊天,不谈买卖,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不急的另一边,曾宪梓几乎每天都在等待对方的一句话。

不久,他就等到了。

“终于有一天,一个部长问我,曾先生你是干什么的?往你家里打电话,说你去推销了,你推销什么啊?”

曾宪梓坦诚作答,“我是家庭手工做领带的,推销领带。”

部长说,“我们需要啊,你拿来看看,如果合适,我们买。”

“三个月,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

之后,金利来,火起来。

他发动广告战,有一点钱就打一份广告,不赚利润赚品牌。

他独家赞助了正风靡全球的中国乒乓球队,在香港的乒乓表演赛的电视转播,打出“金利来,男人的世界”这句后来响遍神州的口号;

他花7万块在无线电视台转播尼克松访华的节目中大做广告;他还赞助了1972年的香港小姐选举……

一轮轮强势猛攻下,质量可靠、品牌也足够响亮的“金利来”领带,走进香港各大百货公司,生意滔滔不绝。香港,迅速成了金利来领带的世界。

1973年,香港遭遇经济萧条的冲击,百货公司纷纷限额购货,很多以百货公司为渠道的工厂或公司受此牵连,经营不济,甚至关门破产。

危机之下,曾宪梓的生意却逆势上扬。

他逼自己想了一个办法——一个可以载入商业史的新办法、大办法。

曾宪梓找到百货公司:“你借个领带架子给我,借个台子给我,我自己供货,自己找人来卖。卖好了,我七你三,卖不好,我兜底。”

老板们觉得这种不拿本钱备货,不出人力,还能保证一定效益的方法十分可行。曾宪梓就一个公司、一个柜台的攻城掠地。

“通过这个方法,我们比把货卖给他们再由他们卖,生意高出五倍。”

不久之后,曾宪梓发明的这个方法,成了很多公司采取的营销方式之一并沿用至今。这个方式的名字今天被称为:专柜模式。

谈及这个经历,曾宪梓说:

做生意,首先靠脑子,看到什么,就要思考,这个事情和自己的生意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怎么把它用起来。其次,要靠行动,决定了以后,要及时而且果断把想法付诸于行动。最后,就是要勤奋,不能偷懒。

“我天天都在想,在总结,我今天做了什么事?起了什么效果?有什么错处?为什么会错?怎样才可以做得更好呢?而今天的问题解决了,明天又会有新的问题,所以我说企业家的脑子,是不能停的。想偷懒是不会有结果的。”

专柜模式让曾宪梓化解了危机,也开启了金利来更快速的规模化成长。

至20世纪80年代初,金利来已由单一的领带迅速扩展至皮具、男士配饰,并将业务拓展到中国内地及东南亚。

1992年6月,金利来在香港上市。此后,金利来迅速火遍神州大地,“金利来,男人的世界”,成为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曾宪梓说,离开内地时,他曾回头望着海关楼上的五星红旗暗地发誓:“一定要努力创造财富,将来有机会,在不同社会环境里,用不同的方式来回报祖国。”

1978年,内地可以回了。

曾宪梓第一时间回到家乡,兑现他在东山中学、港英桥头的誓言。

虽然资金并不宽裕,他依然毫不犹豫给母校东山中学,捐赠了大量教育设备设施,以及崭新的教学楼,还送给当地政府两部汽车。

乡亲们依然极其落后与贫穷的景象,深深刺痛了曾宪梓的心。回到香港后,他给自己立下一个规定,无论多发达,都要坚持省吃俭用,节约出每一分钱,每年为家乡解决一些难题。

于是,500万、1000万、3000万、5000万……一笔一笔在当时堪称巨资的捐款地被他送到家乡,送到整个内地。

1992年,捐资1亿港元设立曾宪梓教育基金;2003年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捐资1亿港元设立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2008年捐资1亿港元成立“曾宪梓体育基金”……

2012年、2016年夏季奥运会结束后,两度追加1亿港元捐给体育基金,最终单是为体育基金就捐资3亿港元;

2018年11月,即便家族生意早已不同往昔,家乡梅州市梅县宪梓中学成立25周年之际,又再捐赠2000万港元……

同时,他也是“水立方”的大额捐赠人。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捐资支持国家教育、航天、体育、科技、医疗与社会公益事业,历年捐资逾1400项次,累计金额超过12亿港元。

“只要生意不破产,只要曾宪梓还活着,我对祖国的回报,就一天也不终断。

与之对应的是,他每天的生活开支长期不超过30元的抠门和节俭,后来物价上涨实在太厉害,才上调改成50元。

“去了香港几十年,我还没有到过夜总会,还没有到过舞厅,还没有到过卡拉OK。我不喝酒、不赌博、不抽烟,没有这些嗜好。我只有艰苦努力地创造财富,因为我要回报祖国,我的终生理想就是终生要报效祖国。”

但捐款,只是曾宪梓报效祖国的一部分。

20世纪80年代开始,曾宪梓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社会公共服务之上。

他先后担任香港事务顾问、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香港回归和回归后的发展奉献至今。

他还做了10年广东省政协委员,7年广东省政协常委,后来又是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也是香港回归后多年唯一一位全国人大常委。

此外,曾宪梓还身兼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名誉副主席、中华海外联谊会名誉副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长、香港客属总会荣誉主席、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名誉副董事长等职。

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曾宪梓不再是企业家,而是一面爱国爱港的旗帜,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不论谁损害我们国家,伤害香港,我都不会允许的,据理力争。

香港回归祖国的第二天,刚刚成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曾宪梓特区政府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授勋当天,他组织了一个1000多人的宴会。他在会场挂着五星红旗,特意让人准备了一张唱片,整个晚上一直播着歌唱共产党的歌。

他还第一个站起来唱歌,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很多私人的场合,比如生日聚会,成百上千位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曾宪梓也都会清唱,或者邀请大家一起合唱这首歌 。

曾宪梓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有这个力量,团结中国人,建设富强的国家。他到哪里都这样讲,到哪里都把共产党歌唱。

“我唱歌唱到加拿大,唱到欧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栽培成长的穷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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