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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决定离开互联网公司

“现在是希望女人什么都能做好,”杨嘉敏说,但好在“已经不是女人什么都不能做的时代了。”
2019-12-22 09:41 · 36氪  王毓婵 杨轩等   
   

创业、融资……wait,一个婴儿?

“你说话的声音怎么越来越迷离了?”来自阿里巴巴投资部的电话追问。

肚子高高隆起,杨嘉敏躺在产床上,麻醉药正进入她的血管。一阵强烈的疲惫感袭来,她的语速慢下来,“我马上要生了。”对方怀着惊讶与歉意挂断了电话。

混杂着疼痛、眩晕与消毒水气味,2018 年2 月8 日,杨嘉敏拥有了自己的*个孩子,而她创立6年的“七幕人生”也终于谈拢了阿里巴巴的投资。

类似《令人心动的Offer》综艺里的情节并非虚构——一位女实习生提到自己公司的女合伙人怀孕后没有休一天产假,在办公室破了羊水,送医分娩后七分钟,全组人收到了她回复的工作邮件。

在此之前,杨嘉敏的人生一直是令人羡慕的——北大毕业,23 岁从软银离职开始创业,成立音乐剧公司“七幕人生”,25 岁结婚——直到30 岁过上了带着婴儿出差的生活。

杨嘉敏在产后几乎没能休息。“拿到阿里的钱后,公司进入了迅速扩张的时期,团队从30 人一下膨胀到了上百人。”她的工作量剧增,儿子出生两个月,她就不得不带着他从北京飞去上海出差。

“小孩最多两个小时就饿了,我每天要定五六个闹钟,隔一会儿喂一次。”杨嘉敏说,她不得不把出差期间所有的会议都安排在了酒店楼下,每跟人聊两个小时,就得冲上去喂一次奶。

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焦头烂额的困境经常发生,相比男性创业者,杨嘉敏此刻要经受大得多的考验,心理与身体面临双重压力。她既不想辜负理想,又不能辜负为人母的角色。

带着孩子工作的生活过了半年多后,杨嘉敏终于忍到了濒临崩溃的节点。

去年夏天,身心俱疲的她抛下孩子飞赴美国,过了六年来的*个假期。黑石沙漠的火人节上,大火冲天而起,看着巨大的人形木像被火舌吞噬,杨嘉敏突然抱着朋友崩溃大哭。

“我的肩膀好痛好重,总觉得一不小心肩上扛的东西就会掉下来。”她重复这些话哭了一个小时。朋友轻轻拍她的后背,安慰她照顾好自己。

在女性的追求事业的道路上,杨嘉敏的遭遇不是孤例。

投资人们当然不会公开“政治不正确”地表示不看好女性创业,但他们的实际行动说明了一切。36氪统计了经纬、IDG、DCM、晨兴、高榕、光速中国等6 家基金2018 年的投资组合后发现:这年他们共投资了55 个项目,其中创始人为女性只有7 个。

再看链接众多风投机构的FA 数据:2017 年至2018 年9 月,华兴操作的198 个融资案中,女性担任创始人或联合创始人的项目只有22 个,占比11%。

“公司早期时,我在一个会议现场找投资人融资,他看了我一眼,说我不和女创始人聊天,然后就走了。”星站TV 创始人朱峰对36氪说。

“你是一个女性,投资人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担忧。担心家庭关系对你的影响很大,孩子对你的影响也很大,包括你自己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也跟男性不一样。”福佑卡车创始人单丹丹对36氪说,“像我做的这样一个互联网+物流的行业,会有人觉得你这么弱小的身躯,能不能扛这么重的担子?”

一些女性的职场向上之路行至半途就放弃了。

一下子,艾洁的薪酬,降到只有原工作的1/3。

她从工作了四年的上市金融公司的组长岗位离开,也没有接大小互联网巨头“总监职位、百万年薪”的工作邀约,而是在大学找了一份闲职。

换工作的原因只有一个——女儿要上小学了,她要“管孩子学习”。

“你也知道,北京海淀家长的竞争压力多大呀。”艾洁说,过去三年,家里的老人可以代她接送孩子上幼儿园,但“小学一二年级是非常关键的时期,不能靠隔代人教育。”

虽然老东家苦苦挽留,承诺减轻她的工作压力,但是她很清楚,互联网公司的工作轰炸过来时,“难道你好意思把活儿甩给同事?做不到的。”至于互联网大厂“百万年薪”的总监工作,“那都是要996的。”

而大学的工作每天5点半准点下班,能让她接送孩子;回家后不会再有无止休的电话,能让她专心辅导孩子做作业。

新工作干了一段时间后,艾洁感觉“特别庆幸”。因为老师布置的作业很多只能在iPad 上完成,班级建微信群只允许父母加入,跟老师搞好关系后女儿能得到更多关注……这些都是爷爷奶奶做不到的。辅导小学生对于隔代人来说太难了。

她依然怀念上一份工作“激动人心”的状态——随时盯着行业信息,跟团队一起并肩作战处理突发的任务——她也想过,先帮女儿度过敏感的小学一二年级后,重回“战场”。但她刚听到其他妈妈说,到了小学三年级,功课还要“加码”。

她顿时觉得,重回战场的事,“再说吧”。

中国算是鼓励男女平权、女性参与工作比率高的国家之一。在初入职场的头几年,男女间差异的确也不大。但一旦到了女性生育年龄,差距一下就拉开了。根据BOSS 直聘的数据,第5-10年工作经验的人群中,男性比女性高出的晋升几率,顿时从初入职场时的1.5%跳到12.1%。

虽然中国也有像董明珠这样的女性高管,但她们毕竟是*少数。智联招聘在2019年妇女节发布的报告称:中国职场的高层管理人员中,男性比例高达81.3%,女性仅有18.7%。

腾讯最高权力机构“总办”的15个人中,女性数量为0。阿里巴巴要“女性友好”得多,38位合伙人中有13位女性,但依然是男多女少,已经远好于平均值。

可以做个试验:算算自己所在的公司,管理层中究竟几男几女?

中国从1980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子女,中国这代主力职场女性多是在“生男生女都一样”、“女性能顶半边天”的宣传中,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独生女,从来不觉得自己比男生有什么不足。但对于自己将因生育而陡然遭遇的职场困局,此前几乎全无预警。

当她决定离开

方蕾说32岁之前自己是个“工作狂”。当时在BAT里工作的她“一天三杯咖啡”“加班不觉得累,放假才觉得无聊”。

但休完4个月产假回来上班后,接连三次的季度会议她都缺席了:开会需要飞去总部,她家在外地,但孩子离不开人。

其实何止三次季度会。在女儿的十个月哺乳期内,她多次请假,一次出差都没有。如果奶水少、孩子可以早点断奶,母亲也早点自由;如果奶水多、可以提前挤好冷藏,也可以出一两天差,但方蕾说,自己属于奶水“刚刚好的”、要每天喂的那种。“很多男性领导,特别是没有孩子的男性领导,特别不理解女性会因为哺乳的原因拒绝出差。”

方蕾心里,工作的优先级已经变了,“生命中来了一个我最在乎的人。”两年后,因为工作变动上的不适应,她递上了辞呈。这是个不太艰难的决定。这两年她没有升职,自己对这份高强度的工作也没那么留恋了。

办离职手续时,HR才提点她:那些季度会议和管理层团建,她其实应该去的,“公司里也有跟你差不多时间生孩子的女同事,明明人家就能去。”她这才意识到,原来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是介意的。

生产后的几年里,在外公外婆一辈的照顾下,很多职场女性的*道坎也就过去了。但有些事难以假手于人。

一件“小事”,让Anny决定辞去已经干了四年、在京东几十万年薪的工作。

导火索是女儿班主任给她发来的一条私信:上周末孩子的数学作业没有做,希望家长多多关注。她检查女儿的作业,发现孩子书写很不认真,加减法也算得很吃力。

她跟孩子约好,下班后就辅导做作业,回家后却因为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开始加班。等工作结束,发现女儿缩成小小的一团,已经在她脚边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看到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自己起床、梳头、吃早饭,看起来已经挺熟练。Anny 感到一阵愧疚心酸。

哈尔滨一所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Anny 一路从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助理,做到进入毕马威合伙人秘书,再跳槽去京东做高管助理,收入一路上涨。

当然,互联网公司的工作节奏出了名的强,京东的工作节奏也是如此:Anny 每天上下班通勤时间 4 小时,工作强度也很大。领导其实挺体谅她,说让她就在家加班吧,但Anny 不好意思接受优待。

一个多月她就办好了离职手续,走的那天,她在朋友圈发了长文感谢领导和同事,回顾一起工作的点滴。这是一次裸辞,她没有任何新的职业规划,满心想的都是怎么把孩子的成绩提上去,“抓紧时间把她的数学、语文、英语课本拿过来啃一遍。”

即使是一份“闲职”,在极端情况下也难以为继。

两年前,34 岁的瑛桐离开了直属中国人民银行的印钞造币企业,扔掉了“新材料主管”的职位。在这之前,她休了一个“行业内最长的产病假”,从2015 年年底休到了2017 年6 月,也就是从确认怀孕休到了孩子8 个月大。

瑛桐休这么长时间的假是有原因的。她怀孕时已经32 岁,而且是龙凤胎,被医生判定为高危。生完孩子后发现问题更大。“双胎跟单胎根本不是一回事,那个困难你想象不到。一旦感冒发烧都是俩孩子一起生病,根本没法让我朝九晚五。即使是传统单位也不可能总是让你频繁请假。”

瑛桐考虑过各种出路:做微商、开面馆、做保险……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但是就是不考虑再回去上班了。“我不希望以后要照顾孩子时,还要请示 800 个领导。“瑛桐说,没孩子的时候,真没觉得生活中会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让你无法工作,但有了孩子之后,生活完全两样了。

但几乎每一次,都是妻子在职业发展上退步。

做微商、卖保险、开Uber……这些“零工”因为时间灵活而受到母亲欢迎的同时,也意味着中止了传统的职场晋升之路。

陈庆敏经常在其公司举办的女性平权活动上担任讲师,接触过大量有职场困惑的女性——她工作了12年的全球软件咨询公司 Thoughtworks,曾被安妮塔·博格研究所评定为“全球*女性科技人员雇主”。陈庆敏的经验是,能够在职场里坚持下去的育儿女性有三个共性:

一是有强烈的职业追求;

二是遇到并抓住了机遇,锻炼了能力和信心;

三是有家庭的后盾,生了孩子之后,家人还很健康并且能帮忙,或者有钱请保姆。

三个要素必须全部具备。陈庆敏说,“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女性都很容易退出职场跑道,而且很难再回来。”

然而实际情况是,“女性总是把自己当成家庭和照顾小孩的*责任人。”陈庆敏说,这使得职业女性面对结婚、生子、育儿、养老这些坎时,她们成了夫妻中更主动退让的一方。

2018 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男性和女性的工作时长都差不多,但中国男性家务劳动的平均时间为45 分钟,而女性为2 小时6 分钟;男性陪伴照料孩子生活的平均时间为17 分钟,而女性为53 分钟。

能退出高强度工作岗位的女性,因此看起来还有点“走运”。艾洁的老公收入比她高,Anny的老公收入跟她相当,但作为一家创业公司技术负责人的职业前景更加光明,瑛桐的老公在创业。每个家庭的选择看起来都很理性,在普遍男强女弱的家庭结构里,妻子让步看来更加“合算”。

但这涉及到一个更为复杂的话题。

当她决定留下

派驻非洲的华为女员工 Johanne 正在纠结:是接受新职位,还是回国跟男友结婚生子?

当领导跟她说,希望她调任新岗位时,她很沮丧。“那是一个比现在小得多的领域,而且我完全不熟悉。”Johanne 说,她猜想也许是领导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不满意,所以把她调离。但她没有勇气去追问为什么。

后来她读到 Facebook 女COO 雪莉·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看到了一个名词:冒充者综合症:职场女性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会不如男性果敢,会过于谦虚。因为如果你太强势,你的男下属会厌恶你。而如果你过于谦虚,又争取不到机会。而且会时时担心被人看穿自己并不优秀,只是运气好而已。

还让 Johanne 自省和羞愧的是,她之前也会不经意间对女性“自我讨伐”:“我们内心也会对女领导有偏见。如果女领导混的好,我们私下聊天会说,不想像她一样,只有事业没有家庭。如果她升职加薪,我们会八卦说也许她有靠山。”

而原本,她是打算为男友“牺牲”的。原本做好了“十年职业规划”、大学毕业后就远赴异国的她,遇到男友后,令她产生了“也许两个人一起当小职员,过过小日子也挺好的”的想法。因为年近30 岁,她想跟男友一起回国,找一份不太忙的工作,有个小家庭,共同抚养孩子,过朝九晚五的生活。

但是男友不同意。他计划至少还要在非洲工作四五年,赚足了钱才回国。这让 Johanne 感到不满:“既然我可以作出牺牲,为你生小孩耽误工作,为什么你不可以也牺牲一下,跟我一起回国呢?”

终于,她悟到一个有点残酷的事实:自己如果牺牲了事业,对方“不会感激”。

如果当全职主妇,境况可见的糟糕。在非洲工作期间,他们认识了很多跟随丈夫来非洲生活的中国家庭主妇。丈夫去上班,她们留在家里全职带孩子,每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得不可开交。男友对 Johanne 说,“如果你以后也像她们一样,我可受不了。”

Johanne 最终决定选择新工作,走上更高的管理岗。“即使有了孩子,女生也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要有财务能力,有话语权。”

还有女性决定优先考虑自己。

“我觉得孩子不是刚需,我没有那种很想当母亲的欲望。”33 岁的王琳已经结婚7 年,她与丈夫都是现居上海的外地人,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我妈也教育我不要生小孩。她常说,我把你养那么大,你不还是跑了吗。老一辈人觉得养儿防老,现在新时代了,还防什么呢。”

对OECD国家生育率的研究显示,当女性在生育后能得到的帮助(幼儿托管和政府福利补贴)越小、回到职场的难度越高,就越倾向于不生。这些国家中,生育率*的是韩国——这被视为韩国女性无声的抗争。

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正在快速上升,中国为此开放二胎政策后,人口增长却不及预期。除了因为大城市生活成本太高“养不起”之外,女性生二胎后将面临的种种压力,也是让人却步的原因之一。

更多时候,是要靠自己咬牙坚持的。

曾经被逼到崩溃大哭的杨嘉敏,现在是朋友圈子里“带娃创业”的典范,常有境遇相似的朋友向她讨教怎么“管理时间”。

但是她的方法可能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每天七点下班,回家陪孩子读书做游戏,八点把孩子哄睡,八点半开始在另一个房间处理工作,凌晨一两点左右睡觉,六点起来运动看书,开始新的一天——她争取能让自己一天睡够6小时。

“我现在三件最重要的事,就是照顾自己、公司、孩子。其他的一切从简,清心寡欲。我几乎完全没有购物需求,平常不参加饭局,家里也没什么装修,因为没精力去管别的事情。”杨嘉敏说,“我现在真的理解了,为什么一模一样的黑毛衣乔布斯能穿一辈子。

在非常疲惫的时候,杨嘉敏经常会想到自己的母亲。一个90 年代独自创业的浙江女人,在小县城做服装厂。她没有经验,不懂服装设计,也没受过高等教育。仅仅因为爱好时装,自己跑到上海的百货大楼里来window shopping,把衣服买回去一件件拆开来研究,最终在怀孕期间挺着肚子把厂子办起来,产品远销海外。

“她不是一个看准了机会才去做的人,她是一个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的人。“杨嘉敏说,想想自己母亲的经历,她觉得生活在这个年代的自己已经算幸运。

“现在是希望女人什么都能做好,”杨嘉敏说,但好在“已经不是女人什么都不能做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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