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行业“大退潮”

行业寒冬期无疑也是一场加速淘汰赛,真正有实力的企业与从业者才能更好地活下来。目前,大部分的影视人能做的是边自救边等待。
2020-05-06 11:10 · 微信公众号:子弹财经  田艳红   
   

对影视行业来说,没有消息恐怕就是“好消息”。

随着疫情缓解,大部分行业都相继复工,唯独影视行业被“水逆”阴影笼罩且经久不散——先是北京文化被指财务造假,随后华录百纳又被韩后董事长举报虚增收入7000万元。

财报季更是惨淡,24家上市影视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度仅有6家实现盈利,几个月时间逾5千家影视公司注销或吊销,春节电影票房更是几乎以“交白卷”收场……

一场疫情引发了影视行业的连锁反应,没有哪一个环节能够幸免。

幸运的是,此次疫情也让影视人们意识到,寒冬虽然难熬,但趁早求变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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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空的一季度”

按照往年经验,春节档一般都背负着各大影视公司的业绩压力,而今年的疫情让不少公司第一季度都“扑空”了。

公开信息显示,受疫情影响,目前已发布2020年一季度业绩快报的上市影视公司中,大部分为亏损状态,其中盈利的只有华策影视华录百纳光线传媒等6家公司。

相对而言,大公司现金流较为充裕,并且手握优质IP,在大变局下还有机会活下去。而对于一些中小影视公司来说,一旦资金链断掉,它们面临的将是生死存亡的考验。

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初至今,已有5328家影视公司注销或吊销,是2019年全年注销或吊销数量的1.78倍。

活下来的公司也在挣扎求生。

烈火影业创始人李行健向「子弹财经」表示,公司目前在做剧本、销库存。从年初至今,手里的三个库存还未卖出去,而这些也是2019年之前拍摄的。

“去年之所以没拍新项目,是因为市场波动特别大,尤其是视频播放平台和电视台的采购价降得非常多,并且今年还在下降。”李行健说。

虽然疫情已经缓解,但李行健还是不免担忧:“一是目前市场、购片价、片酬、薪酬都不太稳定,二是公司有六七个剧集约1亿元的应收账款还未到账。维持正向现金流是目前所有公司最大的挑战。”

李行健的公司从2018年底至今营收状况都不太理想,所以他还要先观望一段时间,计划等到下半年再筹备、开拍新项目。

李佳佳(化名)从事经纪人工作已经有六七年时间,她向「子弹财经」揭露了疫情下演员和影视公司真实的生存状态。

疫情爆发后,演员所在的剧组因为节省成本,当时都已解散,而复工后很多成本都由演员承担,不能全部转嫁给剧组。例如,演员重新进组前隔离14天,期间的交通费、住宿费等成本开销并不小。

同时,影视作品的拍摄周期也会被压缩,如原定拍摄周期是60天,但前面只拍了10天,剩余的50天复工后肯定会被压缩,这也让演员们本来就无戏可演的处境雪上加霜。

最直接的影响是收入锐减。假设演员原定今年3月份就能“杀青”,后面可以继续拍别的戏或者安排其他工作,但是目前戏都延期了,所有的档期都会延后,整个市场环境停摆了两个月,这段时间公司和演员相当于没有收入。

李佳佳还透露,疫情下众多影视公司因考虑到现金流,裁员和岗位工资调整现象非常普遍。“所有公司都在缩减支出,因为艺人的工作机会减少,整个行业的利润都在萎缩,所以行业中各个岗位的工作都很难干。”

演员余玥从年初至今都无戏可拍。“前两年剧组比较多,一般我从上个剧组结束后会有十几个试戏机会,但今年才有两次试戏,且还在等回复,竞争非常激烈。”余玥说,“为求生计,身边有很多小演员都开始做起微商,或者卖吃的东西。还有一些影视公司倒闭后,老板去当群众演员。”

90后演员余玥以童星身份出道,5岁时就客串了电视剧《一路风雨一世情》,2002年又在清宫剧《格格要出嫁》中饰演小金蟾。“以后计划要开启第二副业,可能会开一家店,毕竟在北京生存成本很高。”余玥说道。

据业内人士透露,今年第一季度开机的剧集数量明显减少,仅有16部新剧要开机。按照已发布组训统计,第一季度原计划开机剧目60部,目前仅有15部正常开机,余下四分之三均已顺延至第二季度开机。

2

从绝望中开出花来

市场环境每况愈下,文娱影视行业的从业者们只能另寻出路。

李行健就表示,为了长远发展,他的公司已经准备布局短视频和直播等新媒体业务了。

这并非个例,今年短视频和直播让不少身处绝境的影视人看到些许希望。

英模文化(esee)长期从事模特经纪业务,公司新媒体CEO岳昊向「子弹财经」表示,疫情对公司业务的影响不小,一是受上游客户整体收入影响,推广费用降低了;二是由于聚集性活动的政策限制,公司的内容拍摄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有15-20个短视频账号停止拍摄,有的商业合作只能被迫取消或延期,而单账号1个月运营成本就在3万元左右。”岳昊说。

据岳昊透露,目前公司计划将艺人的传统变现渠道扩宽,通过新媒体运营延长艺人的生命周期,例如将集团化批量化的内容制作分散到艺人身上,以艺人自有的原生能力来弥补流量损失,打造个人IP。

esee过去的传统业务在平面媒体上,随着行业迭代,客户的需求也从传统的平面逐渐转向新媒体,于是公司也开始拥抱短视频和直播。目前esee做的事就是将客户的品销(品宣,销售)融合起来,“公司从3月初就开启了第一轮孵化。”岳昊说。

在岳昊看来,影视剧的成本高、周期长、回款慢,制作方的话语权不足,比如网剧容易被平台绑架,电影容易被宣发渠道绑架,因此现在大家都在做MCN机构,布局短视频是一种变相自救的手段。

不仅是影视制作公司发力业务转型,不少电影作品也纷纷从大荧幕转向流媒体。

1月25日,欢喜传媒出品的《囧妈》在头条系免费首映,原定于2月14日上映情人节档的《肥龙过江》,也从影院转移到爱奇艺和腾讯视频,定于2月21日上映的《大赢家》也在头条系免费上线。

李行健表示,未来线上放映有可能成为趋势,但它不会取代影院——线上、线下的视听感和场景完全不一样,例如两个人可以去影院约会,那种氛围就与线上观看截然不同。

余玥则认为,这种变化也许能给演员带来更好的曝光机会。“像我妈这样的中年人都已经活跃在网络上,如果把电影搬到网络上或者电视上,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演员。”

在李佳佳看来,这样做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及时收拢资金,因为电影的前期投资很大,很多影视公司一年可能只做一部戏,如果不能及时回笼资金,可能就面临倒闭困境。而这家公司一旦倒闭,就顺带牵扯到行业中的制作、发行、宣发等各环节。

“今年纯做电影的公司太惨了。”她说。

但院线电影是否要走和《囧妈》一样的路,还要视影视公司的情况而定。

首先要看影视公司的业务是否多元化。单一性的电影公司营收仅靠电影票房收入,那么它与线下院线是绑定的,是相互扶持的合作关系,因此他们很难抛弃线下。例如,欢喜传媒的业务布局很广,其本身就有线上APP。另一方面是公司对电影本身有自信,只要内容足够好就不怕没人买,在目前以买方为主导的市场中拥有话语权。

实际上,后来跟风的影视公司已经减少。“因为他们还要在这个行业里存活,不能只为了保障自己的收益就不管其他人,毕竟以后的电影还要依靠影院的排片率。”李佳佳说道。

此外,综艺“云录制”也是疫情之下的新物种。

传统电视综艺终于从现实走向直播间。湖南卫视的《嘿!你在干嘛呢?》,从有想法到节目上线只用了5天时间,《天天云时间》从策划到播出也仅仅是50个小时。一时间,一大波“云录制”综艺节目涌现。

但综艺“云录制”整体节奏不好掌控,在试验初期已经出现内容同质化、节目粗糙、艺人素颜出镜,甚至直播意外翻车等问题。

李佳佳认为“云录制”可能会变成固定的线上内容,并且还能节省部分成本。“因为有现场观众的话,号召人以及现场维持秩序都是很麻烦的,观众可以在线参与。”

但在她看来,嘉宾最好到现场录制,一是因为造型以及摄影棚灯光等要求在线上很难实现,二是“云录制”可能会让内容太过单调和简陋,很多环节和游戏都没办法实现。

“‘云录制’让观众少了很多现场体验,再加上空间的局限性,节目最后的播出效果必定会减分。”余玥补充道。

3

前路充满变数

对于影视行业来说,一切仍然充满变数。

今年2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剧网络剧创作生产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明确表示电视剧网络剧拍摄制作提倡不超过40集,鼓励30集以内短剧创作;每部电视剧、网络剧全部演员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其中主要演员片酬不得超过总片酬的70%。

仅从缩短剧集条款来看,已经给行业带来不小的震动。要知道,按照剧集集数计算收入是演员获取片酬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制作方在售卖影视作品时,剧集长短也是衡量价格的重要指标。

因此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为赚取更多收益,剧集注水一度成为普遍现象。而该通知的出现,在促进行业规范化的同时,也让从业者过去的“套路”不再适用——他们必须尽快适应行业的新玩法。

无独有偶,4月初,针对影视行业的限薪令再度升级。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发布了《关于厉行节约、共克时艰,规范行业秩序的倡议书》,提倡网络剧制作成本应控制在每集400万元以内,并且摄制组的幕后工作人员工资将缩水30%,提出再一次削减主演人员薪酬的倡议,即全体演员片酬不应超过制作成本的40%,男女主角酬金不应超过制作成本的10%。这也被业内称为史上最严“限薪令”。

“对于我们这种小演员来说,有戏拍就不错了,限薪令目前对于我来说还没有影响,不过机会相对会减少。演员限薪是大势所趋,行业薪酬整体下降以后,演员的竞争压力就更大了,现在连很多大咖都在接网剧了,腰部和尾部的演员竞争只会更加激烈。”余玥说。

李佳佳则表示,所有人都从艺人这个环节里受益,但最后被骂的都是艺人。“本来高片酬是视频播放平台当时为了抢用户夺流量炒起来的,但目前平台采购成本高、业绩不理想,所以又想着压低艺人片酬。”

“限薪令”对腰部艺人的影响最大。“头部艺人一部戏的片酬是5000万元,现在降到1000万元,他实际上拿的还是不少,生活依然很富裕。但是腰部艺人以前拿100万元,限薪令后到手可能只有十几万甚至更少,有的演员可能还不如上班族挣的多,生存都是问题。”

线下娱乐场所迟迟不能营业,也从消费端暂时切断了影视人的后路。

1月23日起,全国电影院全面暂停营业。4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通知,建议低、中、高风险地区的密闭式娱乐、休闲场所均暂不开业。

影院不能复工,第二季度票房与往年相比也将大幅下滑。实际上,2020年春节档票房的惨淡已经影响到全年票房成绩,有预测称今年票房或减少近三百亿元。

即使下半年电影陆续上映,可能也要等到国庆档甚至年底的圣诞档,线下影视消费才会慢慢回暖。

岳昊认为,今年前两三个月的票房为零,加上海外电影持续对中国电影市场进行冲击,如果疫情在暑期档之前没有好转,今年电影行业将损失惨重,回款周期会变得更长。

“影视行业的毛利并没有想象那么高,而且还带有一些赌的成分,这是行业原生问题。再加上一个账期套一个账期,一下打乱了资金链,现在剧组和已经立项的项目很多都没法正常运转。原定于2020年、2021年就要出的电影可能延后,情况非常不乐观。”岳昊说道。

不过绝处逢生也并非没有可能——每一个新旧交替的大时代,往往都是文化产业的高光时刻。

“影视行业经过洗牌之后,或许会迎来一个独角兽时代,也可能会迎来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真正做内容的公司一定会笑到最后。”岳昊说。

这也许是口红效应的另一种解释。李佳佳表示,“我觉得越是经济不好的时候,应该是文化娱乐行业越发达的时刻。因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居民不会有大的消费支出,但对一些小成本的娱乐需求会增加,比如说看电影、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等。”

在李佳佳的设想中,疫情爆发后,国家会针对影视行业推出一些扶持计划,比如开放题材以激发创作活力。“从2018年开始影视行业就逐渐萎缩,从业者都期待政策层面出现松动迹象。”

而创作欲望正是业务增加、行业繁盛的基础。“如果大家只能做一两种题材,对应的工作机会、发展空间就会缩小,毕竟盘子太小就没有办法装下那么多人。”李佳佳说。

行业寒冬期无疑也是一场加速淘汰赛,真正有实力的企业与从业者才能更好地活下来。目前,大部分的影视人能做的是边自救边等待——等待行业全面回春,等待阳光穿破云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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