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芯国际的幕后英雄

万众期待之下，芯片代工巨头中芯国际的回A之旅正式开启。

6月1日，中芯国际科创板IPO申请正式获得上交所受理，计划募资200亿元。

半导体国产替代的浪潮滚滚而来，有多少人还记得中芯国际的创始人，那个为中国半导体事业奉献半生的“幕后英雄”？

01

2000年以前，中国半导体事业愁云密布。

20多年的技术攻关、数百亿的投入换来的只是一些落后的二手生产线，被寄予厚望的半导体企业最后只剩下上海华虹一个独苗，还只是个及格生。

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被进一步拉大。失落与无力感笼罩着整个行业。

直到他的到来，才让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

其实，中国半导体技术起步并不晚。即便在经济最困难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军工半导体技术，也一直保持在世界*梯队。可不计成本、不在乎良率的军工技术，没办法直接复制到民用、商用领域。

等到改革开放，国人才意识到，美、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已远超中国大陆。

为此，中央下指示：“砸铁卖铁，也要把半导体产业搞上去。”

从80年代开始，国务院不惜动用财政赤字，发起了浩浩荡荡的半导体“三大战役”：1986年的“531战略”、1990年的“908工程”和1995年的“909工程”。

可是，技术攻关的难度超乎想象。

以“908工程”为例，原本想引进一条当时较先进的6英寸0.8-1.2微米的芯片生产线。

结果，行政审批花了2年，技术引进花了3年，建厂施工又花了2年。等到生产线投产时，国际上的主流制程已经达到了0.18微米，技术差距反而更大了。

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是*的拦路虎。

冷战期间，美欧日等国家在巴黎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组织），严格限制向东方阵营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科技产品，苏联和中国是最重要的封锁目标。

苏联解体后，巴统组织宣告解散。但1996年，美国等33个国家又重新签订了一个替代性的“瓦森纳协议”，对武器及高科技产品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中国依然是被管制国家之列。

“瓦森纳协议”规定，西方国家对中国半导体技术出口，一般要按照“N-2”的原则审批，就是要比*进的技术晚两代。加上审批中适当拖延时间，中国拿到的技术设备通常比*进水平落后3-4代。

“908”、“909”工程中，华晶、华虹两家国有企业在采购设备时均受制于“瓦森纳协议”。华晶7年建厂，沦为笑柄；华虹虽然顶着压力，不到两年就建成试产，但8英寸、0.5微米的生产线仍远远落后于国际主流技术。

“三大战役”相继搁浅，中国半导体突围无门。

1999年，信息产业部召开全国战略研讨会，提出：2001年-2005年，全国再投200亿，拟建2条8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

会上，时任上海经委副主任江上舟提出反对意见：“自己投资只能建2条8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而寻找海外伙伴投资，至少能建10条8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

失败还历历在目，江上舟一言，令许多在场的专家、院士愕然。

于是，寻找海外伙伴投资、突破“瓦森纳协议”封锁的重任，落到了“异议者”江上舟的肩上。

就在此时，回国考察的台籍半导体专家张汝京，闯入了江上舟的视野。

中国半导体事业枯木逢春。

02

当时，张汝京被誉为华人世界半导体产业的“第三号人物”。

29岁那年，博士毕业的张汝京加入美国半导体巨头德州仪器，一干就是20年。

期间，他做了8年技术研发，还协助德州仪器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完成了10座半导体工厂的建设、运营，是业内有名的建厂专家。

心系祖国大陆的父亲问他：“你在世界各地建厂，为什么不回大陆建厂？”

张汝京说，一直还没有机会。

不过，在父亲的影响下，回大陆成了他的一个心结。

1996年，张汝京苦苦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

当时，中国电子部（工信部的前身）派代表去美国得州仪器参观，接待他们的正是张汝京。

同年底，在电子部组织的一场论坛上，张汝京结识了微电子专家王阳元院士。

“你回来帮忙吧”。王阳元院士当即邀请他。

第二年，张汝京就从得州仪器提前办了退休。

当时，张汝京的学长陈正宇博士，在无锡成立了华晶上华，邀请他过去。

另一边，台湾中华开发投资银行成立了世大半导体，也希望张汝京过去。

考虑自己孤身一人、势单力薄，张汝京对中华开发说：“我是想去大陆，要不你们和陈正宇那边合作吧。”

中华开发允诺。就这样，张汝京带着资金和一个台湾团队来到华晶上华。

为了主持这个项目，张汝京在台湾和无锡之间，两地奔波。

直到1998年2月的一天夜里，张汝京接到一个电话：“台当局要求中华开发把大陆的项目都停掉。”

虽然极不情愿，但三个月后，大陆的项目成功验收通过。之后，张汝京和团队撤回台湾，专心做世大半导体的项目。

离开前，张汝京团队开发的0.5微米半导体项目，已经是大陆*进的。

在世大，张汝京依旧心系大陆。根据他的计划：世大*厂、第二厂建在台湾，第三厂到第十厂全部放在大陆。

只可惜，世大没能撑到回大陆建厂那一天。

在张汝京的带领下，世大发展迅猛，仅用3年就成为全球第三大代工企业，产能超过台积电的三分之一。相互缠斗的台积电和台联电争着要买。

2000年，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出资50亿美金，以8.5倍的高溢价买下世大。

加入张忠谋麾下时，张汝京只提了一个要求：希望收购完成后，台积电可以到大陆投资建厂。

碍于台湾当时的政治环境，张忠谋没有答应。

第二天，张汝京就辞了职。

惜才的张忠谋几次找他谈话，希望他能留下来。但张汝京回大陆的心意已决。据说，张汝京还为此被罚了很多台积电的股票。

2000年初，回国考察的张汝京一行圈定了3个建厂地址，分别是：香港、北京和上海。

他们最看好的是香港。这里最有希望规避美国的禁运，投资人和香港政府也很支持。特首董建华特批了建厂土地，张汝京要求在这块地以外，给员工盖一个宿舍。但香港的地产商不干了，以“炒地皮、炒楼价”为由发动游行示威，赶走了他。

去北京时，时任市长刘淇和主管科技的副市长都不在，遂不了了之。

到上海时，不仅徐光迪市长和主管科技的副市长全都在，还当即拍板并带他们去张江选地，“想要哪块都可以”。

当时的张江还是块不毛之地。张汝京本来看中了上海金桥，因为华虹半导体也在那里。

但上海给的政策很好，在江上舟的力邀之下，张汝京与虞华年博士、胡定华博士、杨雄哲教授、马启元教授最终商定：“聚焦张江！”

03

江上舟搭台，张汝京唱戏。接下来就是张汝京的Show Time。

2000年8月24日，中芯国际在浦东张江正式打下*根桩。

13个月后，上海*座8英寸厂正式建成投产，创造了当时全球最快的芯片厂建厂纪录。

很快，上海的1座工厂变3座；在北京，两座12英寸芯片厂破土动工；在天津，中芯国际又收购摩托罗拉的8英寸芯片厂……

短短4年，中芯国际在纽约、香港两地上市，创造了半导体行业最快的上市纪录。

次年，中芯国际成为仅次于台积电、台联电的全球第三大半导体代工企业。

短短数年，张汝京缔造了一个中国半导体行业举全国之力、花20多年都没能实现的奇迹。

技术封锁、人才短缺、资金紧张……这几座阻挡中国半导体事业几十年的大山，被张汝京一一铲平。

为避免像华晶、华虹那样在技术引进阶段就被疯狂狙击，张汝京刻意分散股权，淡化国资背景。

2000年4月，张汝京在开曼群岛设立“中芯国际”，以此为平台募集资金，再以外商投资的身份在上海设厂。

首期募资的16名股东中，只有上海实业、北大青鸟两家有中国背景。10亿美金中，绝大部分来自张汝京找来的外资；而张汝京本人的持股还不足1%。

即便如此，中芯国际仍没能躲过“瓦森纳协议”的技术封锁。

2001年，美国的0.13微米技术已经实现量产，而国内*进的技术只是0.35微米级别，足足差了3代。张汝京希望从美国进口0.18微米等级的生产线设备，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

据说，身为基督徒的张汝京前往美国四处游说，找齐了全美五大教会为他担保，还承诺中芯国际的产品只用于商业用途，不会用于军事用途，最后才获得了美国的出口许可。

这一步，将中国半导体与国际*进水平的差距从3-4代缩小到了1代。

此后每隔一两年，中芯国际的生产线需要技术升级时，类似的刁难都会出现。

直到2007年，中芯国际申请购买45纳米技术设备时，因为有过去六七年的良好记录，美国政府才没有刻意为难。

2007年12月，中芯国际顺利拿到45纳米产品的生产设备，仅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1年。

张汝京说：“45纳米是个很大的突破，以后基本上就和国外同步了。”

如果没有张汝京和中芯国际，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技术升级绝达不到这样的速度，甚至能否缩短代际差距都还是个大大的问号。

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当中芯国际建成4座12英寸芯片工厂后，国企背景的华虹NEC筹划了多年的*座12英寸工厂，依然因美国的技术封锁胎死腹中。

大陆人才短缺，张汝京就自己带人来。

2000年中芯国际成立时，国内做过0.35微米半导体芯片的还不到10人。中芯国际最初的团队中，有300多人都是张汝京在德州仪器和世大时的旧部。

一时间，张汝京甚至掀起了台湾半导体工程师前往大陆工作的潮流。

在资金方面，建一条10英寸生产线通常需要10亿美元，建一条8英寸生产线也需要数亿美元。

而中芯国际在上市前一共只融了16.3亿美元，却同时建设和收购了6条生产线，靠的就是张汝京把一块钱掰成两半花的功夫。

中芯国际开建时正处在行业低谷，张汝京购入了大量二手设备。

“假设新设备要100块钱，别人维修好的二手设备买回来只要大概60、70块，”张汝京一笔笔分析，“我们买没维修过的二手设备只要20块，算上零件和人工费，一共约30块钱。”

“很多人盖工厂，规模不到我们的一半，花费是我们的八成，效果还没我们好。”张汝京得意地说。

张汝京抠门是出了名的。

在中芯国际，他住的是员工宿舍，吃的是7块钱的工作餐。为了省油，张汝京甚至不坐排量1.6的桑塔纳，只坐排量1.3的经济型轿车。

2000年底，中芯国际一厂主厂房上梁。江上舟前去祝贺，张汝京只花20元放了串1000响鞭炮贺喜。

那时，江上舟便看出张汝京摇钱聚宝，不讲排场，能成大事。

04

一连串发展奇迹的背后，是中芯国际不断激化的内部矛盾。

当初，为了绕过国际技术封锁形成的分散股权成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在中芯国际内部，有创始人张汝京、中国政府和股东三股力量在博弈。

中国政府的诉求是：将中芯国际打造为全球*的半导体代工企业，带动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而股东的诉求当然是获得财务回报。

张汝京坚定地站在了中国政府一边：一切以产业升级为优先。

尹志尧、王宁国、武平、陈大同、戴伟民、朱一明……张汝京与中芯国际的示范效应，吸引了一大批半导体产业的华人精英归国创业。

2000年以后，珠海炬力、中兴微、澜起科技、兆易创新等一大批优秀的半导体企业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而这些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企业，大都得到过张汝京和中芯国际的帮助。

在半导体行业，鲜有代工企业愿意用那些新晋国产设备商的设备，因为质量没有保证，风险太大。但“爱用国货”的张汝京愿意给他们机会。遇到设备和材料采购，他都会先问问：“有没有合格的国产产品能够替代？”

在中芯国际的带动下，上海迅速聚集了一批优秀半导体企业，形成了浦东张江、松江和漕河泾“两江一河”半导体产业带。2006年，上海半导体工业增加值800亿元，占全国的80%。

以上海为中心，北京、成都、武汉、深圳等地的半导体产业也渐成规模。

为了带动产业升级，中芯国际急速扩张。

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惨痛：连续9年亏损。

为了缩小与国际上的技术差距，张汝京只能打破正常经营节奏。8英寸生产线的投资成本还没收回，12英寸生产线又立即上马。雪球越滚越大，利润难以覆盖投资成本。

在张汝京看来，这是实现技术赶超的*选择。

如果不投12英寸生产线，中芯国际会是中国大陆所有半导体公司中盈利*的公司之一。“但是，不做12英寸中芯国际有前途吗？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有前途吗？”

他清楚，如果等8英寸折旧完再投资12英寸，中芯国际将永远无法跟上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升级步伐。

但在股东眼中，长期亏损和“盲目扩张”始终是张汝京的两大败笔。

内部反对声渐起。好在中芯国际当时的发展蒸蒸日上，股东还可以为长期利益作出妥协和让步。

2008年，内部矛盾彻底激化。

当时，存储芯片价格崩盘，再度巨亏的中芯国际急需补充资本。黑石、TPG等都曾找到张汝京，表示愿以优厚价格收购中芯国际股权。

可张汝京明白，公司一旦被私募股权基金控制，下场多半是分拆出售。他不愿重蹈世大的覆辙。

走投无路的张汝京只好求助中国政府。政府推荐了大唐电信、华润以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三家央企作为备选。

引入国际PE，还是国内央企？

董事会内部产生了激烈争论。最终，张汝京还是力排众议，选择了国内央企。

几轮谈判中，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因旗下公司生产军工产品出局，华润则因为要求将中芯国际更名而被董事会否定，大唐电信最终入围。

2008年11月，大唐电信入股中芯国际，取代上海实业成为*大股东。

适逢金融风暴，中芯国际股价从1.4港元跌至0.4港元。最终，大唐电信仅用1.76亿美元就获得了中芯国际16.6%股份。

融资额巨额缩水，加之股权被过度稀释，原有股东对张汝京越发不满。

一边是试图谋求控制权的大唐电信，一边是只关心财务回报的财务投资者，董事会矛盾日渐激化，张汝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直到2009年6月，江上舟以独立非执行董事身份出任中芯国际董事长。二人联手协调各方关系，中芯国际的局势才暂时稳定下来。

然而就在此时，更大的危机向中芯国际袭来。

05

2009年11月11日，上海张江的一间公寓，被中芯国际员工和媒体围得水泄不通。

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最终的答案：张汝京是否真的引咎辞职，要离开他一手创办的中芯国际？

一天前，中芯国际宣布了两项重大消息：一是公司与台积电长达6年的纠纷诉讼达成最终和解；二是CEO张汝京宣布辞职。

姗姗来迟的张汝京确认了这一消息。

他说会对事情负责，而辞职就是他付出的代价。

2000年创立中芯国际时，正值两岸关系趋紧的当口。台湾对大陆的技术封锁愈加疯狂，严禁高科技企业进入内地。

张汝京自然成了陈水扁当局的眼中钉。

早在张汝京四处奔走募资时，台湾当局就已经在从中阻拦。当时，不少台湾基金和财团都打算投资中芯国际。可是，有两家台湾基金股东的名字不慎被泄漏，台湾当局马上就逼这两家基金退股。

2005年，中国台湾“经济部”又以非法投资为由，对张汝京处以500万新台币罚款，并限期6个月内撤资，否则将连续罚款，直至撤资为止。

但张汝京态度相当强硬，直接宣布放弃台湾户籍，与台湾脱离关系。直到2007年3月，处罚决定才被撤销。

不止张汝京，另一位前辈也因坚持投资大陆惹来了麻烦。

台联电前董事长曹兴诚早就看好与大陆合作。面对先行一步的张汝京，他也坐不住了。2001年，台联电以“援助”的方式创立了苏州和舰科技。

面对政治压力，他并未服软，甚至多次公开讽刺，“如果早上搭飞机去上海，傍晚再坐飞机回台湾，这样就不算出走大陆了吧。”

诉讼和“政治”麻烦接踵而至。2006年，曹兴诚被迫辞去联电董事长的职务。

政治打压没用，商业阻击跟上。

正好前老板张忠谋也打算给张汝京个教训。

在中芯国际创立之初，1000人的团队里，有300多人是来自台湾的技术人员。张汝京甚至还曾尝试把台积电的一支科研团队整体挖过来。

台积电并未马上发作，而是默默收集证据。

2003年8月，在中芯国际两地上市的关键时刻，台积电出手了。

台积电在美国加州起诉中芯国际窃取商业机密，索赔10亿美元。当时，中芯国际一年的营收才3.6亿美元。

自知理亏的中芯国际于2005年与台积电和解，不仅赔偿1.75亿美元，还同意台积电“自由检查”中芯国际的所有技术。

2006年，在中芯国际准备外部融资的关键时刻，台积电再次出手，控诉其最新的0.13微米工艺使用台积电技术，违反了《和解协议》。

2008年以后，两岸关系缓和，在张汝京的主导下，双方一度达成了和解的初步框架。但双方律师始终无法在细节条款上达成一致，而且中芯国际的代理律师认为，己方证据充分，胜诉把握很大，坚持要打到最后。

结果，还是败了。

2009年11月3日，美国加州地方法院判决中芯国际败诉。

次日，双方达成庭下和解。中芯国际分4年向台积电赔偿2亿美元现金，同时向台积电支付8%股权，外加授出2%的认股权。

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是：让张汝京离开中芯国际。

尽管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中芯国际，但张汝京丝毫没有抱怨或难过，他反而安慰朋友们，“不要认为这是人生中很大的失败，不要被打趴下。人生总是要不断的努力。”

他关心的从来不是个人得失。“这个过程对我而言，我觉得焉知非福。因为那个项目做起来了，中芯国际开创的不错，现在接班也很好。”张汝京说。

06

2020年5月，中芯国际回A上市的消息振奋了整个行业。

当国产替代的前景让人们对中国半导体充满希望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忘了2000年以前中国半导体事业的愁云密布，忘了张汝京是如何一步步让人们重新燃起希望的。

61岁离开中芯国际，一转眼10年了。

张汝京仍在为中国半导体事业奔波忙碌。

从中芯国际离职时，张汝京签了一份竞业协议：从2010年起，三年之内，不得再从事芯片相关工作。

就在人们以为他要就此退休时，张汝京得知，自己被允许从事LED和太阳能领域的芯片工作。他马上就创立了一家LED工厂，主业是为LED产品生产变换光谱、转换电压等功能芯片。

2014年，竞业协议到期，张汝京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第三次创业，建立大陆*300毫米大硅片项目的承担主体——上海新昇半导体。

3年后，在新昇经营逐渐稳定、产能即将突破12万片/月的时候，张汝京又离职了。

他要去完成自己的未竟的梦想。

2018年，70岁的张汝京转战青岛，创立国内*家CIDM模式的半导体公司芯恩半导体。

半导体行业有三种运作模式：Fabless、Foundry和IDM。

Fabless即仅做设计、不自主生产，以高通、华为海思为代表；Foundry即不做设计、仅做代工生产，以台积电和中芯国际为代表；IDM则是两者结合，设计和自主生产两手抓。

张汝京的老东家德州仪器就属于IDM模式。

这种模式可以避免被卡脖子，而且利润率比前两种都高。2018年，德州仪器的毛利率达到65%，比高通高10个百分点，比台积电高10-20个百分点。

在德州仪器工作时，张汝京就计划将来回国建IDM工厂。但成立中芯国际时，时机并不成熟。因为IDM模式需要大量设计人才，国内人才短缺，只能先从代工做起。

2009年，中芯国际一度计划向IDM模式转型。但随着张汝京的离开，一切戛然而止。

创立芯恩时，设计人才依旧短缺。

一家IDM企业往往需要几千个设计工程师，但张汝京连200个都找不到。

为此，他选择了CIDM模式：引入30至40家设计公司交叉持股，变相获得3000-4000人的设计团队。

CIDM模式下，产能扩张速度超乎想象。芯恩的二期投产后，张汝京预计每月产能可达到10至20万片8寸芯片。

从中芯国际、上海新昇，再到芯恩半导体，张汝京一直努力填补国内半导体行业的空白，推动产业升级。

而这些企业也显现出浓厚的“张汝京”特色。比如，逆周期建厂，把投资成本压缩到*；追求节俭和高效；大批老部下的坚决追随。

目前芯恩400多人的团队中，有近百人是张汝京之前的老部下。其中，有10位是前中芯国际的副总裁。

这就是张汝京的人格魅力。

面对国内半导体行业每年30-40万的人才缺口，张汝京也没闲着。

他主导成立了青岛大学微纳技术学院，并担任终身名誉院长，旨在用“本土化”方案，解决青岛乃至山东的半导体人才缺口问题。

许多人说，张汝京的一生“三起三落”，三次创办企业，又重头再来。

但他从没气馁，“我到大陆来，就是要帮我们中国做一些事情，遇到什么困难，没关系，克服。遇到什么挫折，挺过去，然后东山再起，再做。”

从2000年回国开始，他为中国半导体事业奋斗半生。

2017年的“集微半导体峰会”上，倪光南院士代表国家，为张汝京颁发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终身贡献奖”。

再提起张汝京时，大家都习惯了叫他：中国半导体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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