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将来最有潜力的市场就是中国的消费品市场

“在疫情期间，我们听到了更多的关注产业链要离开中国的一些讨论。到底怎么看这个问题？”11月2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在“《财经》年会2021：预测与战略”中着重提到了对产业链重构问题的看法。

黄益平认为，他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中国的产业链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产业链的终端市场主要在什么地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过去外循环为主，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但现在发生了一些改变。”黄益平表示将来最有潜力的市场就是中国的消费品市场。“今年我们的社会零售总额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品市场。我觉得中国消费品市场是将来支持我们产业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黄益平也提出，我们确实碰到一些问题，简单的概括就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后面有很多国家都在追上来。那我们怎么办？黄益平提到，第一还是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这40年来很成功；第二个不能抛开产业政策的要求。

以下为发言实录：

何  刚：有请第二位主旨演讲嘉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听他新的看法，有请。

黄益平：谢谢何总编。今天也很高兴再次跟着李扬老师来参加财经年会。我们今天讨论关于全球经济挑战和产业链重构的问题，我觉得李扬老师已经把全球和中国的经济挑战讲得非常清楚了，一会儿祁斌和海州还要分享他们的观点。我想讨论一下我对后半部分的看法，产业链重构的问题。

那么产业链重构这个问题其实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最初其实是从美国开始，我们贸易战、贸易冲突里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特朗普觉得产业全是在中国，占了他们的便宜了，所以一直在鼓励他们的产业往回搬。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也提出来，要直接通过政府的补贴把中国的一些产业搬到其他地方去。这里头客观来说，有一部分合理的地方，但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在疫情期间，我们听到了更多的关注产业链要离开中国的一些讨论。到底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中国的产业链，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产业链的终端市场主要在什么地方，过去我们形成产业链，其实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主要是在我们加入世贸组织，2001年以后，一下子我们的制造业就起来了，变成一个全球的工厂、世界工厂。但其实我们一开始主要的市场都是在外部，都是在欧美市场，所以中国生产出口到了很多其他国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就是我们过去外循环为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但现在确实是发生了一些改变，将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改变，有的改变是正面的，有的改变也许挑战比较大。

从正面的角度，现在谁的市场变成在世界上更加重要了，我觉得将来最有潜力的市场就是中国的消费品市场。今年我们的社会零售总额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品市场。即便我们的增长速度往下走，我们仍然会是全世界最大，同时增速最快的消费品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的供应链、你的产业链往哪里走，我觉得这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不管你到哪里生产最后要把产品卖到终极市场。我觉得中国消费品市场是将来支持我们产业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其但是也有一些可优的地方，我们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产业链全部都在中国。但其实我们在中间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实际上是比较低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之前有人做过一个研究，就是看我们出口的iPhone，看起来是三四百美元一个手机，只有5%是在中国生产的。这对我们将来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没有技术，唯一到中国来加工的原因是因为你劳动成本低，就是把它组装。将来我们能不能持续保留这个产业，其实是有很大的挑战。我现在想，我们这个产业不断地往上走，按道理来说中国的制造业在中低端，其实也不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因为这时候我们的发展水平相对应的，你说今天中国就都已经跟欧美直接开始竞争了，不符合我们今天中高收入水平的客观条件，所以技术低一点，其实不是问题。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于，经济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随着产业链不管往上走的过程。关键问题是现在低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下一步能不能走过去。所以在经济学里面讨论，有一个叫中等收入陷阱，很多国家到了中等收入以后就上不去了，原因就在于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可以通过要素投入来发展经济，到了中等收入以后成本水平提高了，如果你的技术水平、你的附加值上不去，你的产品就没有竞争力，没有竞争力经济就陷在这个陷阱里面了。这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中央提出来双循环、创新导向等等，我觉得都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今天确实碰到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一般发展中国家没有遇到，起码没有遇到这么严重的问题。一个简单的概括就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这是今天我们碰到的一个问题，按道理来说你不断地往上走，能不能往上走就是看你的本事。但今天我们碰到的问题是，后面有很多国家都在追上来。我们知道十年、二十年前中国这些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服装、玩具，在国际市场上是占主导地位的。今天我们已经慢慢地失去这些市场，更多的服装是来自斯里兰卡、越南、孟加拉国，我们在成本上已经竞争不过他们，我们要往上走。到目前为止做得还不错的，我觉得最成功的是家电行业，二三十年前中国市场好的品牌都是外国的，到今天中国的电器产品上世界上已经算是主导了整个市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展。

问题是我们还能不能持续往上走。我们碰到的一个挑战可能和很多其他经济碰到的挑战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他们遇到我们现在一样劳动力短缺、成本上升，所以他们把低端制造业迁到中国。当时他们也有一种恐惧，在这些四小龙经济当时有一个非常普遍的争论，就是会不会形成产业空洞化的问题。今天几十年以后再去看这四个经济都很成功，当然我们对他们的评价不一样，我们喜欢有的经济，不喜欢别的经济，没有关系。这四个经济都在九十年代后期成功的晋升高收入经济，现在也仍然是在世界上属于比较发达的经济体，应该说是成功的。但是他们没有遇到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些大国在上面打压他们，他起码有能力是可以往上走的。我们今天碰到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在芯片和其他的高科技领域，不是说你能不能往上走，人家有可能就不让你去。这个将来怎么办？我也不是技术专家，所以我也说不出来怎么办。但是我想起我曾经到贵州去考察，我们北大国发院有一个商学院，他们有一个传统项目，每年都会带我们的MBA和EMBA学生去贵州实地调研，调研四渡赤水是怎么搞的，就是当时1935年红军离开了根据地，往西北走，到了贵州这个地方真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非常困难，3万人根本就不是对手。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走过来了。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不是军事专家，我要做一个解读会被军事专家们笑死。但是我觉得有几点是非常有意思的、很重要的。

第一点，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好，这是我听到的。红军虽然人很少，但是国民党下一步要干什么，据说大部分都了解了，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应对。

第二点，各个击破。国民党虽然人很多，但是他有一个地区分工，所以红军如果是被追赶的不行了，就跑到另外一个区，国民党就不追了，因为那就属于另外一个国民党军区的人负责，他可以喘一口气，这是很重要的，要找空间。

第三点，毛主席指挥打仗就是出其不意，为什么会四渡赤水？有很多人质疑说这是很耗费精力的事，来来回回的跑，为什么不朝着一个方向跑呢？其实你跑不过人家，人家有空军和陆军，如果一个方向往前走早被人家灭掉了，所以灵活的战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想说这个事情其实我一直在想，我们今天碰到的问题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就是后面的一直追上来，如果我们不快跑我们活不下去，我们这些产业都很快就会被他们给干掉。但是问题是往前走怎么走？现在人家可能不让我们做，我觉得在这方面将来就是一个产业升级的问题，怎么创新、怎么技术更新、怎么产业升级。

具体而言有很多可以做的，我只说两点。

第一个，我觉得还是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这40年来很成功。虽然说我们现在要创新导向，但是也有的人说其实我们在40年以前就是创新导向的，你说一个农民开始做企业家，他不是创新是什么？他原来生产很便宜的鞋子，后来变成了生产比较简单的玩具，那不是创新是什么？所以创新是个永恒的主题，但是今天创新的技术含量可能就变得更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最成功的产业政策其实就是改革开放，让市场发挥作用，让开放来推动我们要素的有效配置。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国家在过去几十年曾经形成过两次汽车行业的产业政策，1994年的产业政策基本不成功，主要做法是把市场给封闭起来，就让我们国内的生产。然后就是一个贸易保护的做法，其实最后没有成功。到2004年的时候引进了第二个产业政策，主要的做法就是降低关税，取消进口配额，同时取消强制让外资企业一定要把技术转移过来的这些要求，最终的结果，有的人说也许还需要再进一步的努力，但起码从今天再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民族品牌和地方产业的兴起是可以看到的，实实在在的。所以开放和改革是保持我们持续往上走，突围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

第二个，也不能抛开产业政策的要求。国发院大家都知道有各种各样的讨论。2016年我专门组织了一场两位经济学家讨论怎样的产业政策，一个说非常需要产业政策，一个说根本不需要，但是讨论完了之后他们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我的看法是，产业政策是需要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怎么做。因为做不好，世界上大部分的产业政策都是失败的。当然，我也不是政策专家，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是好的。但是我觉得有几点原则可能是可以考虑的：

1.凡是需要涉及产业政策你一定要考虑肯定是有市场失灵的地方，你才需要产业政策，不然就可以交给市场了。什么样的地方会有市场失灵呢？有一些创新，企业个别做不了，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想办法帮助做一些技术的突破。

2.产业政策不能限制竞争，产业政策最怕的就是政府说前排五位经济学家水平比较高，将来给你们一大笔经费，就由你们来创新去冲诺贝尔奖，我觉得这是很难成功的。因为创新本身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把关键点放在要突破的技术，而不是放在选择个别的特定的企业来做这件事情。

3.产业政策一定要有退出机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我们都知道他们有保护优质产业的做法，因为他们落后，所以想发展一些新产业。但是我们在很多国家看到保护优质产业的政策最后延续了30年、40年、50年，这就说明是一个非常不成功的政策，所以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过一段时间是要退出的，他保护的不是特定的人，他为了解决的是市场失灵的问题。

就跟大家分享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说得不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本文来源投资界，原文：https://news.pedaily.cn/202011/46267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