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掉“中国性都”标签，东莞凭什么成为“新一线”？

几乎所有不可描述的网络小说，都爱把背景设在东莞。

尽管东莞已经在2014年进行过一次大规模扫黄行动，但人们依然习惯于称它为“中国性都”。

如今，东莞早已撕掉了这个标签。甚至在最近一次媒体发布的《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成为全国15个“新一线城市”之一。

这已经是东莞第五年持续上榜，此外新一线城市还包括了青岛、重庆、杭州、武汉等。

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主要依靠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

有数据显示，东莞当地商业资源密集，每944人就拥有一间便利店。对比珠三角城市，东莞人口数量仅次于广州、深圳，位列地级市*。

根据启信宝提供的高新技术企业相关数据，这类经科技部认定的企业数量最多的新一线城市是苏州、天津和东莞。截止2018年，全市高企数量达到5790家。

但有意思的是，无论数据如何惊人，那些身处东莞的人似乎并不能真正感受到所谓的“新一线”到底以为着什么？

本期，显微故事派作者前往东莞寻找那些和这座城市的发展紧密相关的人、以及他们背后发生的故事。

当地人随便指着远处一位相貌平平、穿着短袖白衬衫的中年人，说：“看见那个人吗？他是‘地沟油大王’”。

他通过将废弃的地沟油转化成航空柴油致富。目前全球60—70%的地沟油冶炼，由那个人掌控。

在东莞，公交车上正对着手机大吼大叫的，可能是一位亿万富翁；沿街派单的小伙子，明天可能就是跨国集团的老总。

是否评选上新一线城市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对于这些平凡的东莞人来说，这座城市已经和他们以往认知的大不相同了。

以下是关于这些东莞人的真实故事：

慢一点，“厂弟”也有机会成老板

纪律不关心东莞有没有成为“新一线”，但这不妨碍他比任何人都要感激东莞。

纪律是湖北省英山县人。1997年，他南下东莞打工。

在东莞有家丽人鞋厂，老板祖籍英山。当时英山人下广东，都以丽人鞋厂为根据地，纪律也不例外。

结果到了丽人鞋厂，纪律被告知这里已不再招收男工。无奈下，他在工厂附近游荡了3天，依然没找到工作机会，只好再乘公交车去长安镇碰运气。

车票花了他8元钱，下车时，身上只剩22元。

到了长安镇，纪律舍不得吃午饭，继续在街上漫无目的前行。正好碰见一家工厂门口有几名男工排队，估计在招工，便跟在队尾。

不出他所料，那确是一家新工厂，叫东莞市宝英机电公司，主要组装稳压器、变压器。

当时6人应聘，纪律是最后一个。他对负责面试的女孩说，来东莞四五天，钱已花光，只要工厂给碗饭，不给工资都行。

许是他的真诚打动了女孩，纪律成了那个厂的*名厂工。在这里，纪律干了整整11年。

刚开始，月薪仅350元，纪律省吃俭用，每月还能给家里寄100元。从老板学徒，到售后服务、生产主管、售后服务部经理、工程部经理……工厂一步步做大。

11年后，林老板退休，儿子不愿接班，便把工厂卖给了纪律，纪律因此成为公司总经理。

“从离开老家那天起，我就非常清楚，我没什么本事，但所有别人不愿做的事，我能坚持做，那么吃苦就是我的能力”，纪律告诉显微故事。

在公司20多年，纪律几乎没休过星期天。最累时，因为客户供电系统改造，要求双休日内必须干完，纪律也曾两天一夜不睡觉。

过去3年，纪律常驻新德里，因为公司已把生意扩展到印度。

疫情期间，印度当地人不干活，45岁的纪律戴着口罩，照样跑上跑下，去“做我应该做的事”。

纪律最感激东莞的一点，在于这个城市不在乎学历，不在乎经验，只看你是否努力。

他说，东莞不像北上广，“深圳或广州的压力太大，你想努力时，别人早已把你甩掉了”。

相比之下，东莞节奏更慢一些，“这样你才有时间思考未来，而不是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想如何为自己搏一把”。

作家眼里的“写作天堂”

或许，“厂弟”白手起家的故事已经不再吸引异乡人的眼球，但你一定不曾想过，“写作天堂”也是东莞的另一张名片。

这是作家丁燕下的定义。

2010年底，丁燕来东莞采访，发现这座城市的特殊之处：从地图上看，东莞犹如一幅“星空图”。这是一个由30多个镇，如繁星簇拥而成的城市。

丁燕在小镇一走，立马感受到了东莞的烟火气。

早晨满街都是肠粉摊，每份只需5元钱，到了夏天，夜宵摊凌晨5点才撤。人多，喧闹，像麻雀那样，小而齐全，最适合作家观察生活。

如果说，深圳是“完成时”，已经溜光水滑，很难看到缝隙，那么当时的东莞则是“正在进行时”，一座自带ing的城市。

采访结束后第二年，丁燕马上把家从深圳迁到了东莞，落户在当时还算偏远的樟木头镇。

当地人都很吃惊：我们这儿有什么可写的呢？

他们不懂，那一年丁燕已经40岁，有家有孩子，有太多东西，丁燕“立刻就需要”。

身为作家，丁燕也需要一张“安静的书桌”，竞争激烈的深圳给不了这样的环境。

2010年的深圳的城市化率是100%，超过北上广，排名*。来东莞之前，丁燕一家深圳南山租了一套三居室，月租金是3000元，不到半年，租金已涨到4000元。

把家搬到樟木头镇后，丁燕开始有针对性地采访工厂女工。

东莞共800多万人，其中200多万人拥有本地户籍，600多万人是外来者。繁华的背后，那些打工者们的声音在哪里？丁燕很好奇。

刚开始通过朋友介绍，厂主找几个女工，在办公室里和丁燕座谈一番。几次下来，丁燕意识到，没有亲身体验很难得到一手信息。

丁燕不再请朋友帮忙，穿上最破的衣服到工厂应聘。出乎意料的是，竟然没人肯要她。

首先，工厂只要20岁—35岁的女工，嫌丁燕年龄太大。

其二，嫌她学历太高。

在简历上，丁燕没敢填“研究生”，只填了“高中”，可招聘者却很奇怪地问：“你一个高中生，来工厂能干什么？”他们只要初中生。

还有一次去应聘，工作人员都没看资料，直接拒绝了丁燕。她问为什么，对方一脸鄙夷地说：你都戴着眼镜，打什么工？

丁燕后来才知道，原来工厂不愿要戴眼镜的女工，认为他们有文化，不好管，而且可能反应速度慢、干活不利索。

钉子碰多了，丁燕也学会了一些“技巧”，戴上隐形眼镜，专找那些最苦的工种应聘。

终于，一家音响盒带厂录用了丁燕，她成为一名“啤工”。

塑料注入模具后，挤压成型，在此过程中，可能出现起泡、不规整等情况，啤工要将凸起部分压平，将不规整的地方削掉。

上班*天，丁燕的手就被削边刀磨烂了，从手指到手掌都渗出了鲜血。

中午吃饭时，丁燕花5元买了一副塑胶手套。下午就同事批评她，

“像你这样乱花钱，怎么可能存住钱？”

同事伸出自己的手，犹如５根木头桩子，上面摞满黑色的老茧，手指的指端皮肤已坚硬如铁，即使刀划上去，也不会受伤。

痛了一万次的人，让刚痛一次的丁燕明白了，什么叫劳动人民的手。

很多人以为，工人不喜欢加班。但在东莞，没加班的工厂没人愿意干，因为加班工资高。每天加班2-3个小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整整200多天，丁燕先后在3家工厂打工。

在工厂，工人上厕所的次数、时间，都有规定，她只好买了一个手表大的笔记本，揣在裤兜里，在上厕所时，记下自己的感受，每次只能写几个字。

两年后，丁燕出版了《工厂女孩》、《工厂男孩》、《工厂爱情》，其中《工厂男孩》赢得2016年《亚洲周刊》十大华文非虚构奖。

如今，到任何城市，丁燕都会不自觉地拿它和东莞比。人们问丁燕是哪里的作家时，她的回答永远是：我是东莞作家。

“新一线副产品”：成就你，也驱赶你

在东莞，有一个叫做“文化周末”的品牌活动，由东莞市政府发起。

2006年开始，四川人曾理就加入到这个组织，负责策划和执行。

2009年，“文化周末”获得了“国家文化部第三届创新奖”。当时华语圈有知名度的文化人，基本都曾被邀请来过东莞：王蒙、莫言、贾平凹、余光中、几米……

当时，梁文道看着忙前忙后的曾理，惊叹说：

你拿多少工资啊，能让你忘我地在异地工作？

曾理的回答，代表了许多留在东莞的异乡人的心声。

“我从浙江漂到广州，又来到东莞，但最后还是这里包容了我，这里让我觉得舒服、也实现了我的使命感，这里是属于我的城市”。

用另一个“新莞人”老张的话总结，东莞文化有两面性：

一面是本地传统，东莞有很多半封闭的老村，有古榕树和老祠堂。此外，东莞也流传下许多传统美食、戏剧、民俗和老建筑。各村都要祭祖，每年都会赛龙舟。

另一面是更包容的打工文化：全国各地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老乡，大家萍水相逢，谁也不干涉谁。那份自由感、放松感，成为东莞的风格。

老张是陕西人，2004年通过事业单位考试来到东莞。到了这里，他意外得发现，在东莞很容易找到老乡，且有很多陕西风味饭馆。

不过近几年，东莞市政建设加快，一些传统文化正在被破坏，东莞也变得越来越像城市，设立了了新行政区。

房价高涨是判断城市规模化的指标之一。2004年东莞商品房均价在3000—4000元/平米，如今达到2万—3万元/平米。

东莞绝大多数打工者的月薪在4千元左右，房价也成为了驱赶异乡人的因素之一。

在广州，因房租上涨，广式早茶正在衰退中，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东莞餐饮行业。“如今东莞最火的餐饮店，就是海底捞、西贝这些，和一线城市也没区别了”，老张说。

房价高企也让制造业的出境变得更加艰难。老张说：“也难怪制造业纷纷撤厂，如果开工厂不如炒房子赚得多，将来谁还会去开工厂呢？”

但最让老张担心的是，宜居的东莞会变得越像北上广这类一线城市，充满喧嚣和紧张。

没人在东莞搞传统制造了

今年，王飞龙刚刚关掉了在东莞开了6年的家具厂。

两个原因：房租增加太多，六年内厂房成本翻了5倍，现在要20元/平米·月；其次，各部门动辄来检查。

家具厂要么倒闭，要么外迁。华为当年迁入东莞，占的就是原来各家具厂的地方。

东莞已经不再是传统制造业的天堂了。

王飞龙2003年来到东莞，最初在一家小家具厂做业务员。老板经常让王龙飞到车间去看生产流程，这样和客户介绍时候能多聊一些。

当时国际市场上60—70%的家具是东莞生产的，在厚街镇、大岭山镇，遍地都是家具企业。东莞成为了世界的家具工厂，在这里能找到家具行业需要的全部物品和信息。

北京、武汉等地也曾想做家具城，但东莞的营商环境无人可比。

只要交税，政府很少干预。再加上东莞有很多台商、港商，他们带来先进的设计和管理经验。

那时钱太好赚了，王飞龙回忆，2003年一张家具床卖3000元，员工工资600元/月。但现在床的价格没变，5000元/月招业务员都没人来。

趁2008年家具行业的上升期，王飞龙赚到了*桶金，创办了百森家居生活。东莞能成为世界的家具工厂，在这里能找到家具行业需要的全部物品和信息。

好日子不过六年，当王飞龙在东莞办起家具厂，却遭遇到刚才说到的困境。

外迁的家具厂大多去了安徽、湖南、江西等。

“城市进步，必然带动产业升级，家具场利润低，占地大，还有污染，肯定会被优先清除”，王龙飞关了工厂，决定退回到最初的贸易模式，将研发设计、定制生产和销售组合起来。

如今东莞已经不再适合做传统制造了，大环境不允许，个体户的资金也不充沛。

契约精神“黄埔军校”，外地人的中心广场

每天都有新厂开工，每天也有旧厂倒闭，这就是东莞。

人们常用“铁打的工厂，流水的工人”来形容东莞，打工者们来到这里，奉献了青春与汗水后，大多数人又会回到家乡。

他们得到了什么？这中间是否存在着剪刀差？

其实，人们还忽略了，东莞是一所培养契约精神的“黄埔军校”。

在东莞，打工者每小时的收入都会在合同中标明，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一旦签约，每个人都能清晰地算出月底能拿到多少钱，这是靠天吃饭的农业永远做不到的精确。

被“契约精神”耕耘后的人们，他们的能力、价值也会同步提升。

这一切，并非建构理性的产物，而是开放环境的产物。

去过东莞中心广场的人会明白，它比天安门广场还大，却没被围起来，不论你是谁，不论从那边走，都能进入广场，充分地享受它。

这背后，隐喻着东莞的自信——相信人类的理性，相信人类向上的精神，通过开放与包容，总会博弈出更缜密、更公平的秩序来。

而这，正是吸引曾理、丁燕、王飞龙、纪律等，成为东莞人的关键原因。

东莞没有中心，东莞的中心在每个东莞人的心中。

（应采访者要求，本文均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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