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白领九年“抠”出两套房：当代青年的消费迷思

“为了省钱，每顿饭都自己做，朋友聚餐基本不参与。”

“一年买衣服不超过100元，除了贴身内衣，其他都是闺蜜们不要的衣服。”

大学毕业九年，一个名叫王神爱的女白领，每月工资的储蓄率都能高达90%以上。

豆瓣上遍布着各种省钱小组，如抠门女性联合会、抠门男性联合会、丧心病狂攒钱小组……但那里的豆友们，都愿意将王神爱尊称为“抠神”。

与其他人省钱时的内心挣扎不同，“抠门”带给了王神爱极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只要自己多花一分钱，她就会浑身难受。

用王神爱自己的话来描述：

每次自己走在商场里的步行街，当看到那些琳琅满目的奢侈品店，她觉得那就是布满凶光的“鳄鱼池”，随时都可能扑出来吃掉她。

王神爱绝非物理意义上的“躺平”，崇尚*省钱的王神爱，其实是一个囤房爱好者。

她用省下来的钱已经在南京购房，第二套新房的首付达一百多万。

在王神爱的眼里，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能带给自己*安全感的东西：只有买房。

1

王神爱的“不安”

二战后，欧洲人民的物质生活极大改善，但许多人依然保持了囤积面包的习惯。

哪怕这些面包根本无法吃完，每次放冰箱里都会逐渐腐烂，但历经过战争炮火的这代人，依然乐此不疲地囤积各种生活资料，直至最终去世。

有心理学家发现了这一现象，将其称之为“战后创伤应激障碍症”。

事实上，个体的精神创伤应激障碍，不仅会发生在战场，也可能会出现在一个人的童年。

王神爱的童年家庭生活，其实不亚于一场争夺金钱的残酷战争。

在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告诉王神爱赚钱不易，每次给她零花钱时，都会把钱直接扔在地上，让她去捡。

王神爱每花一分钱，都需要低一次头。

为了减少要钱时这种屈辱的体验，王神爱便逐渐养成了存钱的习惯，到小学六年级时，王神爱的存钱罐里已经有约1000元的存款。

王神爱的家庭经济情况并贫困潦倒，事实上，父母两人都有工作，但平时喜欢存钱的母亲，每次都会把钱放在冰箱的冷冻柜中保存。

日积月累，冰箱里的钱积少成多，等到家里需要买房时，母亲直接拿出积蓄一次性付清全款。

据王神爱回忆，妈妈的金钱观念，其实也是来自于外婆。

王神爱的妈妈在年轻时，曾经为做新衣服把钱存到一个小箱子里，可是这个箱子最后却被外婆撬开，把所有钱都被拿走了。

自此，母女三代都养成了攒钱的习惯。

小时候的王神爱，只能住在院里的一个小帐篷里，每逢刮风下雨，她都担心这个“家”有散架的危险，于是，攒钱买房便成了她从小到大的生日愿望。

刚上大学，王神爱就开始打零工赚钱， 她将每个月的两千块收入都积攒下来，大学刚毕业，她就用所有积蓄给自己买了一套小房子。

无力改变水涨船高的房市环境，王神爱能做的，就是生活尽可能的省，买房尽可能的快。

再后来，她发现了豆瓣“抠组”，便开始把自己的抠门经历分享到组里。

她将自己的生活原则总结为奥卡姆剃刀原理，即“如非必要，不增实体”。

奥卡姆是14世纪的英格兰逻辑学家，他在《箴言书注》2卷15题说：“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

这被后来的人们总结为“简单有效原理”，也被无数信奉极简主义的人奉为圭臬。

事实上，王神爱忽视一切体验的抠门生活，并非极简，甚至有些极端。

从上学到上班，王神爱从来不买水，都会蹭学习或公司的纯净水喝；出门基本靠走路，远一点就坐公交车，遇到瓶瓶罐罐还可以捡回来卖钱；日常生活用品就在各大APP上薅羊毛，一点一点攒积分*换取。

假如，房价没有那么高呢？

假如，王神爱不用还房贷呢？

那么，王神爱的生活还会“极简”吗？

昨天，有一条热搜登顶微博*，叫做“80后夫妻3个月工资全款买房”。

35岁的田丹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这些年，她和丈夫种过地、赶大集摆过摊，最后都无疾而终，还因工作忙碌错失了陪伴孩子的机会。

两年前，夫妻二人来到黑龙江鹤岗当外卖骑手，用3个月工资全款买下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把一双儿女接到身边。

田丹丹说：“一家四口在一块了，现在挺幸福的，工作家庭都可以兼顾，孩子的成绩也提高了。”

在大城市体面地穷着，还是在小城镇孤独的富着，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个问题。

就好像，我们也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来定义王神爱。

她毫无物欲，她又充满物欲；她超脱世俗，她又深陷世俗；她很贫穷，但她又很富有。

在这个思潮碰撞的消费社会里，我们看似来去自由，其实内心都被房价牵绊。

王神爱看似拒绝消费，实则也是当下高房价的埋单者。

田丹丹游荡漂泊许久，最终在“网红城市”鹤岗定居。

每个人最终的人生选择，似乎都离不开房子。

2

后消费社会的年轻人

2018年，日本管理学宗师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引入中国，自此引爆热议。

在书中，大前研一归纳了当下日本青年的亚文化族群：

有社交恐惧宅在家中的“御宅族”；有满足于眼前稍纵即逝的美好，沉溺于对人生没大用处的美食与自拍之中的“小确幸”；也有既不学习，也不工作，整天无所事事的“尼特族”。

事实上，这些日本社会族群在国内都能找到真实参照：

御宅族就是快乐肥宅，小确幸就是佛系青年，而尼特族就是躺平文化。

大前研一眼中的“胸无大志”“丧失物欲和成功欲”“一部手机就代表了生活”，不仅是当下日本低欲望社会的文化典型，其实当下东亚各国年轻人面临的普遍生活困境。

2020年，韩国综合出生率降到了0.84的冰点，并且死亡人口多于出生人口。

这也就意味着，在过去的15年里，韩国政府为鼓励国民生育，投入的约1.2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预算，基本全都打了水漂。

韩国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生孩子？

答案很简单：没钱，没时间，也没心情。

近半个世纪以来，韩国社会的大量财富流入房地产，因此不动产替代薪酬成为了决定经济阶层的最重要因素。

即便年轻人获得了稳定的职业，面对昂贵的房价和房租，无能为力的工薪阶层只能蜗居在大城市的半地下和阁楼里，被称为“房地产贫困阶层”。

在现实的重压之下，“逃避”成为了当下韩国年轻人的重要选择。

他们逃避奋斗，逃避婚育，也逃避现实，被称之为“五抛弃世代”，即放弃恋爱、交友、结婚、购房和生育。

1995年，韩国30～34岁男性中的未婚者比例占7%，到2015年则直接猛增至33%。

近年来，韩国大火的影视剧，如《1982年生的金智英》《燃烧》《寄生虫》《鱿鱼游戏》等等，无一不是传达对现实社会阶层固化之后，对当下年轻人生存带来重压和毁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韩国影视作品，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频频获奖或打破纪录，其根源在于最广泛且坚实的共同消费社会语境。

自20世纪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促进消费主义文化形成至今，从西方到东方，我们都经历了工业社会到消费社会的转型，从消费社会到深度消费社会的发展。

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曾将日本消费社会划为四个阶段：

*消费社会（1912～1944年）：日本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早期，人们崇尚“西式生活”。

第二消费社会（1945～197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复苏和高速增长期，民众逐渐实现了美式生活。

第三消费社会（1974～1995年）：稳定增长期和泡沫经济期，在80年代进入“高度消费社会”，购买欲旺盛，海外旅行兴盛，开始追求高档名牌。

第四消费社会（1995至今）：泡沫经济破灭后“失去的二十年”和缓慢复苏期，人们崇尚返璞归真的“简约消费”。

从无到有，由盛转衰。

人类社会的发展路径互相影响，彼此借鉴，最终也形成了相似的生命周期。

在经历过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五十年后，日本和韩国相继进入了后泡沫经济时代。

对于韩国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再也没有像父辈那样创造“汉江奇迹”的机会，在残酷的学业内卷之后，只剩下遍地“零工族”和“五抛弃世代”。

日本年轻人则对父辈们因泡沫经济破灭后，从此背上的沉重债务感到畏惧，他们无法认同用一辈子的工作去还债的生活模式，各种“断舍离”和“平成废宅”的思潮便悄然兴起。

3

当消费冷却之后

2015年，一个名叫马佳佳的女孩，做过一篇名叫《绝望的大学生》的演讲稿。

在演讲稿中，她用过来人的口吻告诫大学生：

“单方面省钱，会变得越来越穷，因为没有交换，流通性也越来越弱。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省钱的人，我一个月挣8000的时候就至少拿5000出去social，然后慢慢我变得一个月挣八万了。我卡上有八十万的时候，就定了一张100万的车，但我是不是就变穷X了，不会啊，我身边有人有事有资源，拿到车以后，我已经有200万了。每花一笔钱，都是为了撬动更大的筹码，去进入更大的流通。”

（听懂掌声。）

有那么几年，“马氏鸡汤学”风靡全世界，这里的马家人，当然不光只是马佳佳，还有马凌（笔名咪蒙）。

她们不以事实为根据，而是以情感为导向，鼓励人们打破现有秩序，攫取更多财富。

这样的毒鸡汤之所以受人追捧，莫过于切中大众内心深处的渴望：底层渴望颠覆，穷人渴望暴富。

但很快，风向变了。

从2016年的“葛优躺”到2017年的“佛系青年”，从2020年的“内卷”到2021年的“躺平”。

尤其是进入到后疫情时代，人们褪去了往日的盲目狂热，就连双十一都变得愈发克制理性。

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

十年前，在微博炫富的网红郭美美，如今因为卖违禁药品再度入狱。

十年前，广州恒大队创造了44场联赛不败纪录，提前四轮获得中超联赛冠军，如今的恒大集团已是债务缠身，四面楚歌。

狂热消费主义的风潮，总会随着一次次野心的胀破而逐渐散去。

在当下，无论是因买房而成为“抠神”的王神爱，还是一家四口选择定居鹤岗的田丹丹，每个人都在重构自身与消费之间的全新关系。

有人负债，有人存钱，有人躺平，有人挥霍。

但在生活的压力之下，那些鼓吹极端消费的主张，最终都会不攻自破。

50年前，韩国时任总统朴正熙在访问德国寻求投资时，曾特意去看望在德国工作的韩国矿工。

当时，他紧紧握住同胞的手，哽咽着说：“我们一定要过上好日子”，正是摆脱贫困的民族渴望，激烈着一代韩国人不懈奋斗。

如今，韩国国民人均收入超过3万美元，已经正式迈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

但今天的韩国人却似乎失去了继续奋斗的动力，也不认为自己真的“过上了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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