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为什么那么拼

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方可称之为经典，《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这本写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小书，在历经诸多社会变革后依然合乎时宜，可见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 当初提出的理念颇有前瞻性，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有些观点越发贴切。如书名所呈现的：工作、消费主义、新穷人，好像当代经济与社会运转中的一节“死循环”。对于置身其中的打工人来说，参与社会分工，融入阶级固化的“围城”，内耗的意味要多过自我享受本身。由于社会法则使然，作为社会传送带上的齿轮，打工人本该承受压力和竞争。

在人际之间不平等日渐加剧的形势之下，从工业生产社会进入消费社会，打工人曾经的“高光时刻”，也在时代的镁光灯下发生了变迁：听从上司画饼猛冲业绩，凭KPI挑战自我，海淘尖货清空购物车⋯⋯是靠“精致穷”出位，在内卷中占得先机，还是耳根清净做个自己说了算的“新穷人”，就看你情愿被谁“算计”。

无论何种形式，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对金钱的追逐和欲望的释放。

从工作狂到购物狂：

打工人拼命何为

在传统工业社会，雇主将与工作相关的社会认可和荣誉灌输给打工人，无论他们是否能从其中获利，都必须上工、上工、上工，这种与尊严道德相关的工作伦理和秩序约束，规训着个体打工人——不工作则被视为懒惰、病态的异类。

生产技术和效率的提升后导致人力过剩，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应用，需要大规模劳动力的行业越来越少，稳定的“铁饭碗”好像愈发稀有。雇主总能找到愿意卖力的，迫使那些用后即弃的工具人频繁跳槽。因此，流动的市场难以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工作也不再被视为神圣的。打工人都有衡量自身对工作满意度的准则，当高收入成为大多数人定义好工作的最重要标尺，一味地勤奋努力也不再是自我实现的*通道。因此，贫穷的窘境把打工人逼成了斜杠青年，加班、兼职、多线开工成了很多人的常态，这才有了饱和工作制“996是福报”的说法。

“工作的美学价值成为消费者社会的一个有力的层级化因素。诀窍不再是最小化工作时间以腾出更多的休闲空间，而是相反，完全抹去工作与兴趣、爱好、娱乐之间的界限，把工作本身变成最令人愉悦的娱乐。娱乐式工作是一种最令人慕的特权，那些有幸得到这种特权的人，一头扎进工作提供的强烈感官享受和令人兴奋的体验中。‘工作狂’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7×24小时地专注于工作的挑战。这些人并非过去的奴隶，而是当下幸运和成功的精英。”

从高压管理到绩效为上，不工作的人被淘汰，灵活的就业市场也意味着不稳定，通过竞争脱颖而出的打工人倍加珍惜，他们日复一日面临着高时长、高负荷的压力，期待生产力持续攀升，收入提升便指日可待。打工人也是消费者，他们想要出手大方，有更多选择的权利，就要以忍受高强度的工作、牺牲休闲时间为代价，内化压力是自然而然的事。

打工人打工魂，付完尾款吃土人，他们外表光鲜穿梭于写字间，事实上却是执行枯燥乏味项目的“搬砖”族，与蓝领工人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只是他们的劳作地点从工地转场到了电脑前。脑力劳动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无休止的加班变成压垮身体的最后一根稻草，分身乏术之时也只有“买买买”来舒缓压力，长此以往身心与钱包透支，过度消费早晚会从解药变成一剂毒药。

“精致穷”的陷阱：

谁种了草

“双11”从光棍节演变成了一年一度的购物狂欢，不脱单就买单，打工人苦等多时，伺机等待降价节点，一键清空购物车里的心水宝贝，释放压抑已久的购物欲望。然而这样的满足并非一劳永逸的，街道、电梯上的广告，手机里社交软件的推送，大咖直播带货⋯⋯这些司空见惯的宣传模式吸引着打工人“剁手”永不停歇：“他们的生活从吸引到吸引，从诱惑到诱惑，从吞下一个诱饵到寻找另一个诱饵，每一个新的吸引、诱惑和诱饵都不尽相同，似乎比之前的更加诱人。他们生活于这种轮回，就像他们的先辈，那些生产者，生活于一个传送带和下一个传送带之间。”

打工人的购物动机一方面来自日常需要，一方面来自“深挖洞广积粮”的传统观念，新一代的消费者依然偏爱内外兼修、高性价比商品，不同的是面对海量选择，货比多家，看准时机理性“剁手”，这种取悦自己的感觉类似于游戏Candy crush 在碰撞和消除之间制造出的甜美多巴胺，像强迫症那样不断地寻找新奇的猎物尝鲜。

在商业创新与营销迭代的驱动下，购买渠道趋于多元化，从大宗购物平台到海外淘，各种购物APP满足了各个层次消费者的需求。在营造消费氛围上，商家不遗余力大招频出，跨行业的互动不仅限于加载VR技术带来的多重感官体验，各行业在购物节当日默契配合，打折促销、满减凑单套路满满。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聚合用户体验的好物分享社区、社交软件上的广告植入也数不胜数，刷手机被种草成为年轻人的主要消遣。点赞、收藏、加购物车等一系列操作，真有了足不出户尽享天下好物的幻觉。人们本以为所有一切尽在掌控，但却禁不住营销手段煽动的诱惑，只有及时拔草才能缓解欲壑难填的焦虑和痛苦。

这些基于用户体验的传播，看似是不同身份的消费者在彼此种草，事实却是电商平台、知识精英、流量偶像等幕后推手联袂产生的效应，在当代消费主义的图景中，这些话语权力的支配者站上了万众瞩目的C位，身后从不缺乏趋之若鹜的追随者。如鲍曼所说：“具有使命感的工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成为精英阶层的特有标志。其他人只能敬畏地远观，艳羡，只能通过低俗小说和肥皂剧来体验，他们在现实中没有机会从事这类工作，体验这种生活。”如今，大众的梦想完全可以从虚构中得以满足，Cosplay、“剧本杀”都为他们提供了实践的舞台。

颜值即正义是当代消费美学的动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陷阱。一入淘门深似海，从此钞票是路人。经过网络算法筛选的网红产品，一高频词的曝光让人目眩，纷纷跟风入手加了滤镜的产品：盲盒、彩妆、出街潮牌⋯⋯尤其是新晋走入职场的Z世代，为了在社交中树立“人设”，会入手提升生活品质的商品。从审美价值上来看，大众正是怀着对中产阶级的崇拜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真假难辨的“A货”，就是复制品位的*证据。

富人对于穷人的影响不仅在于其社会地位，还在于他们有着自由选择的权利，当消费美学取代了工作伦理，奢侈程度成为定义成功人士的标志：“他们的伟大之处以及受到普遍崇拜的核心，在于他们对于美学的掌控，是他们的鉴赏能力，而非对工作伦理的遵循和在财富上的成功。”

被消费市场和社交软件绑架的打工人，常常演绎着社会名流的翻版山寨生活，而他们一心向往的“小确幸”到头来却只是他人眼里的“精致穷”。

“新穷人”的活法：

内卷还是躺平

在日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中，新垣结衣演的小职员受尽了打压，在现实职场里，加班过劳以及对上司的*服从，导致日本社会自杀率高居不下。这部剧的走红也令“社畜”这一流行语风靡全球，引发打工人的共鸣：上班族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像畜生一样卖力上工。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不怕拼命怕平凡。在花式竞争的职场，出身卑微的人越来越难靠拼命工作熬出头，在行业里占据一席之地的更是凤毛麟角。

在媒体话语效应之下，内卷更多被归咎于畸形竞争，而事实上它伴随着人类历史由来已久。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劳动力过剩、产业链资源没有明显扩张的时候，内卷就会有加剧的趋势。在消息满天飞的互联网时代，优质资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放大，也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打工人将他们成为“人上人”的美好愿望，诉诸于收入以及职位的提升，努力自律、认真勤奋的工作伦理，已不再是雇主对劳动者的单一要求，他们倒逼打工人练就核心竞争力，优胜劣汰以实现效率*化。打工人看似因此获利，但分到手里的仍只是利益的边角料，他们之所以甘心成全他人，接受狼性文化和职场潜规则，走上资源PK的竞技场，还在于其自身消费欲望指使的动机。

“与其说经济增长取决于‘国家生产力’，不如说取决于消费者的热情和活力。消费取代了工作，把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链接在一起。无论人们渴望的身份是什么，都必须像当下的劳动力市场一样，具有灵活性。它必须能够适应紧急通知甚至没有通知的变化，必须遵循‘拥有尽可能多的选择，*拥有所有选择’的原则。未来必然充满不确定性，如果不这样做，就等于自己放弃机会。”欲望不息奋斗不止，为了成为少数权利的享有者，效仿富人购物时随心所欲，打工族不得不把对消费的期待投入到资源抢夺战中去。面对临时加班或者任务追加，宁可一时气到爆炸，也要退一步去迎接未来的海阔天空。

当然，也有激流勇退者。他们安于现状，明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付出了与报酬相对等的工作后便去逍遥找乐，面对职位降级、内部流放的排挤，也难以扭转佛系的低欲望。来自家庭和社交圈的压力让他们进退两难，不工作的罪恶感像时时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只好以“摸鱼”或“甩锅”敷衍度日，以摆脱不安之感。

更有甚者，欣然接受得过且过，将将温饱的状态，宁可被社会边缘化也要求得不被任务捆绑的自由。在他们看来，以重复刻板的工作来换取收入，得不到他们所谓的成功人生。与其遍体鳞伤，不如放过自己，果断做一条躺平的咸鱼。这种颓废的丧文化，也一度成为大众和媒体抨击的焦点，其本源正是显而易见的生活压力，一线城市不断飙升的生活成本以及望尘莫及的高房价，劝退了不少出身卑微、满怀斗志却薪水微薄的青年。就像鲍曼所说，“新穷人”不是在生产上毫无作为，而是丧失了消费能力，无法助经济繁荣一臂之力。

传统观念中的穷人，与体力劳动、失业、低保紧密相关，这类人群的消费也围绕着时令低价的囤货展开。而在消费社会中，鲍曼将“新穷人”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购买无能而丧失了社会价值。原本能在必要时派上用场的“新穷人”被无情舍弃，他们不是野心满满的工作狂，无法创造出价值，因能力受限和内在惰性，也失去了被消费美学诱惑的资格，或者他们得不到与付出对等的回报，宁可无所事事自我放逐，被后现代社会消费主义洪流冲垮。

“新穷人”的宿命难以摆脱，而躺平也绝非异端之说。与终日宅家、玩物丧志的“隐蔽青年”不同，选择躺平的人看清了内卷付出的代价、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于是学会了趋利避害，逃脱“赚钱-消费-变穷”的资本圈套，重新规划人生轨迹。他们从组织结构中退场，抛弃被工作定义的固化模板，继而削减物欲，降低对未来的期待，实现自我和解。内卷的人看重“量化”的人生，而被内卷优化的躺平的人，也在大浪淘沙里优化了自己可以预见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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