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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80岁的男团,拯救00后的歌单

寻谣计划所唤起的,能够和老人、孩子聚在一起唱歌的那个附近,其实很简单,同时也很有力量。
2022-09-02 07:55 · 新周刊  桑榆   
   

“现在的歌越来越多,能听的却越来越少了。”

如果你也这样抱怨过,那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个“能听”的部分——寻谣计划。

在刚刚过去的8月,你有两个机会可能遭遇到它:一是由倪妮主演的电影《漫长的告白》上映,女主角阿川独坐在冷清的小酒馆里,唱起了一首名叫《秋柳》的歌。

这是寻谣计划四年前在浙江发现并活化的曲子,“复活”这首歌的人也客串了一把,顶着一头白发坐在酒桌旁。

二是在湖南大元村,寻谣计划做了一场音乐会直播。场景是村里的空地,你能听见虫鸣和风穿过树叶的声音,看见男女老少围坐在一团,有小提琴、有中阮、有尤克里里、有鼓,所有人在一起唱歌。

没有太多人因为看了电影而知道寻谣计划,但如果听过那场音乐会,你很难不被现场的野生和真挚深深吸引。

由音乐人小河发起的公共艺术项目寻谣计划,已经进入了第五年。在这五年间,他和伙伴们走进了很多城市的公园,穿行在各种地头田间,叩响了无数老人的家门。

概括地说,寻谣计划致力于去民间发掘并活化即将失传的老童谣,更诗意地说,寻谣就是让音乐、让连接发生的机会——也就是,让大家聚在一起唱美好的歌。

作为艺术家,小河曾经是很先锋、很锐利的。然而年过四十、满头白发后,他突然变得“温和”,成天和小孩、老人混在一起了。

为什么要做寻谣计划这个看上去颇为吃力不讨好的事儿,童谣在现代社会中又有怎样特殊的意义呢?

关于什么才是好的童谣、音乐怎样将人连接、在日渐不确定的日常中,我们怎么去抵御非常,寻找幸福,我和寻谣团队的几位伙伴聊了聊。他们分别是发起人小河,寻谣计划的视觉设计、97年出生的宇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寻谣志愿者的陆晔,以及寻谣计划的制片美香

什么样的歌,才算好的童谣

宇威*次听到《秋柳》,是从一个平均年龄80岁以上的“男团”口中。

“老男孩”组合的“根据地”在浙江良渚的随园,成员是四位生活在一个院子里的爷爷。他们都很会唱歌、很有精神,聚在一起就是因为热爱音乐。

唱起《秋柳》的梁文海爷爷,18岁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大学任数学系助教,一直参加着教工合唱团。和《秋柳》初遇大概是1945年,那时的他11岁,在音乐课上学到了这首优美的歌曲。

《秋柳》和李叔同作词的《送别》有着相似的生命脉络,原本是外国赞美诗,在上世纪初被重新填上中文词,改成了学堂乐歌。

我们都熟悉《送别》的忧伤,那是人和人面对岁月、面对分离时的依依不舍。而在《秋柳》中,相似的惆怅在更微观、时间跨度更长的情景中被勾勒了出来。

想当日,绿茵茵,春光好,

今日里,冷清清,秋色老。

一种时过境迁、万物盛放又凋零后的凄清,乍一听不像是孩童能体会到的感情。

梁爷爷自己也担心,小孩会不会唱不出这种悲凉的情绪,毕竟“歌词太萧条了,在感慨美好的东西走得比较快。”

但寻谣团队的年轻人都被歌曲的诗意和美感动,宇威后来写到,自己“迫切地希望这些亲眼亲耳证实的真实能留得更久。”

寻谣团队和“老男孩”的合影。左起分别是宇威、王竞爷爷、汪浙成爷爷、汪德钟爷爷、梁文海爷爷、熊熊作业、PonyBoy。

“诗意”“亲眼亲耳证实”,几乎是寻谣计划的两个灵魂。

我问小河,为什么现在好的童谣变少了,什么样的童谣才算好的童谣呢?他回答说,童谣没有消失,但童谣中的诗意和美消失了。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缺少音乐,音乐类型和数量都太多了,很多家长听抖音、快手上的歌,孩子们自然而然也就跟着听,但孩子们真正能喜欢的、实际能唱的儿歌并不多。”

小河认为,童谣不等同于“傻白甜”,它可以探讨的话题有很多。“孩子们是天真无邪的,他们的嘴里能唱很多大人觉得汗颜的东西。

一次在云南的寻谣经历,就完全颠覆了小河和寻谣团队的年轻人们对童谣的想象。他们听到一首当地孩子们都会唱的歌,歌词大概是这样的:

碗碎了,碎片是白白的,奶洒在地上,是白白的,人死了,骨头是白白的。

“这歌词要放在汉族的环境里,大家会惊愕,说孩子怎么能唱这么血淋淋的东西,但这其实体现了藏族人对生死的认知。他们不觉得生死是特别严重的一件事,在佛教的影响下,他们甚至可以用轻松的心态面对。

把这种认知写进童谣里,化解人们对死亡或是生命未知的恐惧,谁说它不适合孩子呢?”

又比如《秋柳》。这首歌听上去有点忧伤,表达着似乎是属于大人的复杂情绪。但实际上,孩子也能感受秋天、体会秋天的意象所代表的心境。

《秋柳》被孩子们重新唱响。/Figurevideo

小河认为,现在很多人教育孩子,总是想让他们回避失败、或是回避一些被认为“不好”的体验,但他觉得,当然要让孩子们知道,失败和忧伤的感觉是避免不了的。

“生命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困苦、一些坎坷、一些挫折,要适当地体验这些,才是正常的。”

找到这首《秋柳》的宇威,对“童谣能够承载什么”也有着深刻的体会。作为一个从小是缺失童谣的孩子,成年以后再接触,就像在获得一种新的视角:

“那是一种看星星、看月亮、看万物的新的方式,在聆听的时候,我可以对万物的形状进行再想象。在童谣中,儿童的、大人的、老人的生长形态重叠了。

童谣是很容易产生变体的一种媒介,它所承载和表达的,就是这个世界的副本;它是不同人、不同视角凝聚成的一个时光机器。

摄影家严明出过一本随笔集,书名叫《长皱了的小孩》,也有人说,老人就是长皱了的小孩。人最初和最后的形态,多少有些相似,孩童经历了风风雨雨、聚散离合后,也就成为了那个走路有些颤颤巍巍、挂满生命果实的老人。

人生的风雨,也许在纯真的儿童时代已有所预习,兜兜转转后再次见到“童言童语”,不禁感叹,原来一辈子也就这么些事。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返璞归真”这个词。老人重获赤子之心,在我们都在浮躁地卷天卷地时,他们“人间清醒”,以时过境迁的淡然自处。

但志愿者陆晔不同意这个说法,她认为老人就是老人,小孩就是小孩,他们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被快速发展抛下的一群人。

重新发现被时代抛下的人

每一首童谣背后,都有一个老人。

寻谣计划找到的*首符合条件的歌曲,来自北京的何大爷,他回忆起的童谣叫做《卢沟桥》。

歌里唱道:

卢沟桥,卢沟河

卢沟桥上走骆驼,

桥上驼铃叮咚响,

桥下芦花一片白

这个场景,在如今的卢沟桥已不复能见到。

何大爷是一位独居老人,喜欢书法、喜欢乐器,还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浪漫”。自从因寻谣结缘,小河就时常去拜访他,和老人结成了忘年知己,还邀请他到四合院参加*次“胡同童谣”现场,和大家一起唱记忆中的旋律。

陆晔记得小河说过一句话, 说老人不是活在过去的老人,他就是今天的老人,他跟我们同样生活在这个时代

当我们觉得老人好像是另一个物种,好像只存在于稀薄的印象中时,就是时候反思该如何把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编织在一起,让他们与我们有所连接了。

从一位传媒学者的角度出发,陆晔观察到,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因为技术的鸿沟,老人和孩子的声音被遮蔽了,而寻谣计划提出了一种让他们被重新听见的可能性。

“当经济和技术发展滚滚向前时,老人和孩子可能被抛下,寻谣计划正试图把他们找回来。”

在寻谣过程中发现、连接的老人太多太多了,小河说,不如就分享不久前在大元村的经历。

大元村位于湖南宁远县,面临着很典型的当代乡村问题:年轻人基本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大多是留守儿童和老人。

刚到村里时,小河听说了一位瑶族奶奶,住在离村民聚居地稍高的位置,有些离群索居。平时村里老人井口边围坐聊天,都见不到奶奶的身影。村里人告诉他,可以试试找她寻谣,但奶奶能下来的几率很小。

果然,来自城市的陌生人刚开始拜访时,奶奶不愿意开口唱歌。直到有一次,小河和宇威“死缠烂打”地跟着奶奶去放牛,奶奶牵着牛走到了森林深处,突然开始唱歌了。

那个场景让小河特别感动:“她在村子里也许很难开口,但她会走到林子里,在一个特别放松、很美、很自然、很合适的地方,在那里她才愿意唱。后来我经常去‘骚扰’这位奶奶,假装帮她干活,每天死缠硬磨,最后把奶奶和女儿都请了下来。”

在最后的音乐会上,奶奶和女儿都穿着瑶族的盛装,被乐队和孩子们围绕着,唱起了一首由孩子们创作了一部分歌词的瑶族歌曲《鸡公仔》。

“她们俩都特别害羞,但是又特别美,不管是歌声还是人。”

每首被珍藏的童谣背后,都有着真实而细微的生活经验,唱过它、记住它、活过它,歌曲也因为人的经历而变得更真切、更丰满。

小河说,当老人记忆中的歌谣被再次唱起时,它们有着超出人们想象的凝聚力,能激发非常特别的情感互动。

这个时代不缺音乐,但音乐里最原始,或者说*的部分,是通过音乐的发生,使人和人之间的隔阂消除、理解增进。有很多现实当中没办法沟通或是互相认同的障碍,可能会在音乐发生的那一刻改变。”

公共艺术,重在发生

当我问到寻谣计划进行的这5年间,有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寻谣有没有规划和目标时,小河说,在寻谣发生的那一刻,通道就建立了。“音乐是身体力行的事,听者在理解中也是身体力行的,我们在一起让音乐发生。

比起追求“文化传承”“音乐教育”这样的社会效应,小河更看重寻谣的公共艺术性。寻谣的目标并不在于“做大做强”或是“成为爆款”,而是在于让每个参与的人都能感受到美,感受到自己与音乐、与他人的连接。

寻谣的整套动线是微观的,但它同时是具体而深刻的。对于这一点,陆晔有很深的体会。

陆晔参与进寻谣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让“熟悉的日常”变得陌生。大环境的变化使原本安于做观众的陆晔突然意识到,要进入一个社会空间,和其他人一起唱歌这件事,不再那么容易发生了。

“我有了一种紧迫感,觉得应该更进一步,对于那些我喜欢的东西,应该更多地加入进去,表达出来。”

作为一名学者,陆晔长期以来都生活在高度紧张中,特别注重效率,希望一切都按计划完成,所以当她初次加入寻谣的队伍时,会因为短时间内没能找到合适的童谣而感到急躁。

印象深刻的一幕发生在古劳村。陆晔和伙伴们去拜访当地文化馆馆长夫妇俩,在自家小院落里,老爷爷给寻谣的伙伴们看孩子给他俩买的智能手机,说他的太太很喜欢拍天上的云。

老太太很不好意思,在一旁腼腆地嘟囔着,说自己只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农村妇女,也没有什么审美。但看着相册里照片,陆晔只是惊讶,觉得怎么拍得这么好看。

“小河当时突然说了一句话,说我们读了那么多书、走过那么多路,不就是为了有一天能看云吗?

我就想啊,我们很多时候,可能真的忘记了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

一个农村奶奶眼中的云,给了陆晔很大的触动。回到上海后,一位朋友送给了陆晔“看云”两个字,现在正被她摆在电脑桌前,“当我对生活不那么肯定时,我看到这两个字,想起那天的场景,就觉得特别美。”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陆晔的研究场域都是新闻编辑部,但在当下这个社会场景里,公众有了更多的渠道去接触到数不胜数的内容,这也让她反思:

“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抵达很远的地方,建立起各种各样的社会交往。然而在现实生活里,我们小时候所习惯的那种附近、那种邻里关系、童年时和玩伴、青年时代和好朋友,一群年轻人勾肩搭背、喝酒聊天的场景似乎正在消失。”

陆晔回忆说,在2000年前后,中国市场化媒体最发达的时候,当我们关注年轻人的生活时,更多地是去看大众媒体中的言论,以及信息的传播对社会公共领域的影响。但在当下这个自媒体带来的多样化表达成为日常的时代,审美公共领域能对青年人的思想和生活发生的影响正在提升。

“当疫情剥夺了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交往关系,当我们不再那么容易能面对面地一起拍手唱歌,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看着对方的微笑,当互联网让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有了新的连接方式,我们作为个体,还要不要有一个‘附近’,能不能把这个‘附近’作为面对社会的变动和风险时内心的一个支持系统,就显得格外重要。”

寻谣计划所唤起的,能够和老人、孩子聚在一起唱歌的那个附近,其实很简单,同时也很有力量。

“它告诉你,在田间地头、在村口的老榕树下,在一个下雨天的弄堂里,有猫,有跑来跑去的孩子,你开口,和大家一起唱歌,这件事本身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

在采访的最后,小河告诉我,身体力行这件事,不只是在音乐。就像最近的环境危机问题,大家好像觉得气候危机应该是国家层面上要去商量的事,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责任: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意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留那些好的、值得被留下的东西,或者对于老人这个群体有沟通的意愿,都能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和改变。

我们不能指望有一个大的组织来替我们做这件事,而我们坐享其成。我倾向于相信人的自觉性。

我们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一分子,在大的组织没有做之前,我们自己也要去做,这是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的责任。

你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因为有你这个人而不一样了,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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