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下微信矩阵：
短短半个月时间，国家层面就并购基金连续两次发声。
3月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表示，将加快设立国家级并购基金，着力解决创业投资“退出难”问题、提升资本周转效率。此前，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他已透露，该并购基金预计将撬动超1万亿元社会资金。作为股权投资的重要形态，并购基金并非新事物。在各类政府投资基金中，通过并购方式支持产业整合与升级的实践早已有之，也不乏成功案例。但以“国家级”名义统筹设立、专门面向并购退出的基金，仍属首次。
从宏观来看，这一动作正嵌入中国一级市场的结构性调整之中。在退出节奏承压、资本循环放缓的倒逼下，政策与资金体系加快重构。许多投资人对此颇有体感：国资的身影日益增多，它们不再局限于“出资人”的角色，而是以更多元的方式向市场更深层次介入。
随着“十五五”规划蓝图展开，如何以更具耐心与灵活的方式参与资本运作、服务产业升级，成为摆在国资面前的一道关键命题。
半个月，两次发声
围绕国家级并购基金的推进，监管层在短时间内连续释放明确信号。3月6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表示，将会同财政部、人民银行等部门设立国家级并购基金，预计撬动各类资金规模超1万亿元。不到半个月后的3月20日，在一场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他再次强调，将加快该基金设立，着力解决创业投资“退出难”问题，提高资本周转效率。更早之前的政策铺垫已经展开，今年1月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基金的行业标杆作用，研究设立国家级并购基金，同时加强政府投资基金的布局规划与投向引导，以更好服务创新创业、培育新质生产力。
这些连续表态表明，这只国家级并购基金的核心作用并非简单“做大资金池”，而是直指创投行业的关键痛点：退出不畅。当前市场上相当一批基金集中诞生于2015—2016年“双创”浪潮，如今已进入退出高峰期。在退出需求集中释放的同时，优质资产供给增加，叠加IPO节奏阶段性波动，导致退出通道出现拥挤。长期以来过度依赖IPO的单一路径，也逐渐演变为“堰塞湖”问题。
在此背景下，并购退出重回优先级高地。自2023年以来，监管层已多次表态支持上市公司开展高质量产业并购，为“存量退出”提供疏解通道。2024年4月，资本市场新“国九条”发布，明确提出要综合运用并购重组等方式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加大改革力度、活跃并购重组市场；同年6月，国办出台支持创投的“十七条”，进一步提出支持发展并购基金，从拓宽退出渠道、优化政策环境等多个维度作出系统部署；9月发布的“并购六条”，则在具体制度层面放宽限制、提升可操作性。进入2025年，制度支持继续深化。5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正式落地，从规则层面对并购重组给予更为明确、实质性的支持。
283只并购基金齐聚上海
万亿级国家并购基金释放信号后，地方层面迅速响应，上海率先给出“样本”。
3月15日，交大高金上海国际并购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旨在为上海并购市场提供研究支撑、经验总结与趋势研判。这一动作背后，是上海正加快构建并购生态体系的缩影。早在2025年3月，上海市国资委发布国资并购基金矩阵，总规模超过500亿元，率先形成体系化布局。一年后，上海市委金融办披露一组数据：上海正在加速组建总规模500亿元的市场化并购基金矩阵，静安、虹口、虹桥三大并购集聚区相继落地运营；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集聚并购基金283只，实缴规模位居全国首位。
从交易层面看，并购市场同样持续升温。截至2025年底，上海2024年以来累计完成并购交易31单，其中6单为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总金额达2207亿元，并购作为资源配置工具的功能正在显著增强。值得一提的是，在“并购基金如何真正发挥作用”这一问题上，上海已率先跑出案例。2025年11月，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并购基金完成首单控股型收购，以18.51亿元正式取得康华生物控制权。紧接着，2026年1月28日,并购基金协助康华生物战略投资上海创新科技企业纳美信生物,系统构建了“上海研发+成都产业+全国商业”协同发展模式。这不仅是“新国九条”发布后，上海国资推动并购重组的首批标志性案例之一，也被视为并购基金深度参与上市公司控制权交易的重要信号，带动A股并购重组进入新一轮活跃周期。
业内人士分析，从结构上看，这笔交易具有典型意义：以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并购基金为资金来源，由市场化主体万可欣生物作为执行平台，通过“国资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完成控股。一方面，地方国资提供长期稳定的资本支持与产业导向；另一方面，专业机构负责具体运作与整合，确保效率与灵活性。全联并购公会会长、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树奎在近期也公开表示，并购应着力于精准施策、专业赋能、资本畅通这三个方面的建设。
国资主动补位破解创投“退出难”
“十五五”开局之年，国资国企改革迈入新的阶段。与过去以单一平台“点状出资”为主的模式相比，地方国资正加快向更系统化、多元化的资本参与方式转型。从退出结构看，尽管并购与S基金交易有所发展，但整体仍处于早期阶段，IPO依然是私募股权与创投基金最核心的退出渠道。一旦IPO节奏波动，资本循环便容易受阻，“退出难”问题随之凸显。
在这一背景下，地方国资开始主动向“退出端”延伸，发挥补位作用，探索更灵活的参与方式。其中，以基石投资为代表的工具正在快速兴起。以上海推出的“沪港新兴产业基石基金”为代表，这类由市级层面发起、市场化运作的证券类基金，开始以更加专业化、体系化的方式参与港股IPO。该基金由上实集团与国泰海通共同发起设立，目标总规模为30亿港元，专项支持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的优质企业赴港上市。沪港基石基金的设立，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地方国资基金矩阵，补齐了在港股IPO及二级市场配置方面的布局，也在企业迈向资本市场的关键阶段，提供融资帮助。此外，通过在上市这一关键节点的前瞻性参与，强化不同阶段资本之间的衔接与联动，从而提升既有投资的流动性与实现路径，打通“早期投资—成长期培育—公开市场对接”的链条，提升运转效率。
近年来，地方国资频频出现在优质港股IPO的基石投资者名单中，为企业提供关键支持。例如，无锡、青岛等地国资背景基金相继参与相关企业上市，不仅提供资金“托举”，更向市场释放出明确的价值背书信号。这种参与，并非简单的财务投资，而是带有明显的区域产业支持导向。过去一年中，壁仞科技、天数智芯、MiniMax等一批明星项目集中涌现，而其背后，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已成为核心供给地。
以基石投资人身份参与港股IPO，是地方国资破解创投“退出难”的重要路径之一，此举能够在关键节点提供流动性支持、稳定市场预期。但从更长周期来看，创投生态能否顺畅运转，仍取决于是否具备承接大规模存量资产的系统性退出能力。在此基础上，地方国资的角色正从分散、项目制的“单点支持”，走向以基金为载体的“系统化参与”：一方面，基石基金着眼于“增量疏通”，缓解阶段性、结构性的流动性压力；另一方面，并购基金则着眼于“存量盘活”，形成规模化承接能力，打通存量资产的退出通道。只有当两类工具形成分工协同，资本在不同阶段实现有序接续，一个更加完整、顺畅的“募投管退”循环体系，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因此，加快推进国家级并购基金的意义不仅是新增一类资金工具，而是在更高层面补齐退出体系短板，重塑创投运行逻辑。
结语：
地方国资的先行探索，无论是上海500亿并购基金矩阵的体系化布局，还是沪港基石基金对上市通道的精准疏通，都为国家级基金的落地提供了宝贵的“样本经验”。当国家级的“大资金”与地方性的“精工具”形成合力，一个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贯通一二级市场的资本支持新格局，才有望真正建立起来，最终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坚实、可持续的资本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