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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资产的非金融机构在互联网金融中创业大有机会 BAT走的是重资产金融道路

BAT在互金创业有没有机会呢?也没有机会,BAT太大了,它不敢。为什么不敢?不是说它胆子不够大,是它承受不起这个失败造成的损失。BAT走的都是重资产的金融的道路,所以没戏。这个机会只能属于轻资产的非金融机构,用数据驱动,用技术驱动的公司。
2016-03-27 20:00 · 投资界     
   

  刘二飞:咱们下一个题目再提这个,你讲区块链技术相关的问题,我就问你这方面的问题。

  互联网金融我刚才讲过,中国的创业环境是最坏的,我想在座的各位也没有疑议。在这么宽松的创业环境下,而且老外现在都开始到中国来。但是我们现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E租宝的问题引起了不晓得反响。如果互联网金融再无序的发展下去,会不会像美国的次债?当时就是因为无数的发债,创造出了一个大规模的金融杀伤武器。咱们能不能防患于未然,在现在的监管环境下,监管是应该更加从严,还是要继续宽松一阵?如果严的话,严到什么程度?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每个人谈谈自己的观点,如果没有共同的观点,希望你们打一架,看看能不能达成共识,如果观点都一致,咱们就把时间留给在座的各位提问。

  王征宇:二飞问的是关于监管的问题,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较,是比较一下咱们中国目前的发展过程、发展轨迹,或者监管环境跟美国进行对比,这个比较有意思。我其实还在想,一开始我们讨论那个话题就是如果今天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规范化,所谓的规范化的概念是指,都是像BAT这样的公司来干,政府基本上放心的,因为政府觉得他们不会乱来。如果按照这样来想的话,BAT能不能撑起中国互联网金融的使命?我们的空间在哪里?监管规范会不会以他们的作业模式作为规范来形成一个框架?说白了,互联网金融怎么监管,就跟一个小孩子在穿一件衣服,穿什么衣服都是不合身的,但是小孩子必须要有一件衣服,是这么一个问题。BAT有什么?BAT有两样估计大家不会争论,一个是BAT有钱,但BAT不是真有钱,BAT如果真有钱,他们就像华为这样,不要到外面去圈钱了,他们现在还在找钱,所以他们有钱,但是有限,这是一个资源。BAT有的第二个资源,我觉得是他们的数据,昨天的闭门会议的时候马云说了一些概念,大家不一定在公开场合上透露,但是他的雄心壮志是认为,有数据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如果假定BAT都有数据,都有钱的话。实际上比他们更有钱的机构多得是,数据方面,我们看看美国的谷歌、facebook,或者是亚马逊,获取的数据量跟他们至少在一个量级上,甚至多得多。但是美国的这些机构怎么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干互联网金融?如果这个问题一问就有意思了,就说明单单有数据、单单有资金,不足以使得这个公司做出这么一个进军互联网金融的决定,实际上美国都没有这么干。从投资决定来说,应该选什么样的机构,或者找什么样的业务类型?无论是监管创新,还是业务模式非常有价值,这个公司可以赚更多的钱?这种情况下找监管同业上的创新,我们找美国的金融行业,就发现互联网公司差不多是一个领域里面有一个领导,美国也是这样,美国有了谷歌,其它的搜索引擎都不要干了,但是在金融领域里面,世界上任何地方直到今天没有出现,有了工商银行就没有中国银行,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现象。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看美国排名前10的银行,只有一家机构是30年之内创新发展起来的,其它9家都是百年老店。那我们研究一下这家机构是谁?Capital One,它是怎么起来的?就是30年以前靠数据驱动,他们发明了一套数据系统,他们是美国邮局最大的客户,他们是美国三大征信局最大的客户,就是咱们今天说的大数据、大分析、自动决策,所有的概念跟咱们今天是一样的,只有一家机构成了。我们现在在想,能不能美国的谷歌、facebook,或者是亚马逊,他们也有很多数据了,他们能不能在今天用他们的数据制造出一个新的Capital One这样的神话呢?有一家公司就这样想了,LendingClub,它是美国最大做网络带宽的公司,兰丁俱乐部在创始的模式就是在facebook上找数据作为它的来源,作为发放贷款的依据,这是很好的概念,纯粹响应了今天BAT在监管框架下同一干的模式,但是这个结果大家都知道,LendingClub用facebook的数据放的贷款是一个惨败,最后它学Capital One,重新到美国征信局拿数据,所以这两家公司没有特别大的差别,都是到美国的征信局拿数据,然后分析加工,通过美国邮局发信,然后让他们回来注册,然后发放贷款。这就证明了我们所谓的社交网络数据有用,但是有限,说明了这个问题以后就知道咱们今天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如果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大佬们身上,监管机构现在的这些想法其实是需要做一些修正的。

  所以我的结论是,监管和创新是一对矛盾,我们不能拿监管遏制创新,现在有这么一种趋势,但是创新的目标在互联网金融这个行业也不是突破监管。说到底,小孩子要有一件衣服,大家都知道给小孩子最好的衣服是一个毯子一裹,小孩子的衣服要宽松,所以监管要足够宽松,让小孩子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那就是创新。

  刘二飞:总结一下你的观点,在今天这种情况下,虽然有了E租宝的问题,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仍然要持续。

  王征宇:是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国家的监管当局对这个认知的理解是很清晰的。

  康敬伟:我的公司在美国上过市,又在香港上市,我觉得全世界的政府都是干一样的事,就是不该管的乱管,该管的不该管。在国内,我开始在服务几百万家中小企业的时候,我其实很深有体会,是中国的中小企业真的很惨,特别在制造业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的政府每天都在讲怎么帮助中小企业,怎么给他们什么支持,央行印了这么多钱,最后去了哪儿?全去了房地产和股市上,真正需要用钱的那些中小企业拿不到钱,他们要在市场上用很高的担保成本,才能拿到一点很少的贷款,然后去满足他们的订单的需求,这是我们天天从数据里面看到的,虽然我们是商业机构,我们不是政府,但是我们认为这就是刚需,中国有300万家中小企业,99.99%的都需要资金,都需要真正的流动资金,如果说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方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这就是刚需,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但是反过来看,我们今天所有的商业银行这套管理的模式,给一个企业的信贷平均,花很多的时间,花很高的成本,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解决不了。

  我们后来就想了一个小办法,就是怎么能够利用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平台,有大的数据,我们做了一个企业银行的相当于企业贷款团购业务,我们把很多种小企业的几百万的需求打包,因为他们如果只贷几百万找到银行,没有人理他,如果我们能把100家、1000家的企业打包,我一口气跟银行谈50个亿、100个亿的时候,反而银行来劲了,说要跟你谈,会给你很好的条件,这就是我们从中找到的怎么利用我们这个平台上的数据,真正地找到一到两项的服务去服务这个中小企业。但是问题来了,以前我在做金融的时候,我的律师跟我讲过,在中国有个原则叫做珍惜生命、远离金融。我说我尽量不去碰跟金融有关的事,因为这个法律风险太大了。但是我们企业需要钱,我们就去申请一个小贷牌照,我们先把牌照申请下来,去年我们向深圳市政府申请,后来9个牌照里面给了我们一个。最后拿下以后就发现问题来了,说小贷牌照最多只能贷500万,好像超过500万就是违规的。我说这下麻烦了,我们做企业的业务,500万是满足不了的。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而我们的很多监管的机构,很多的制度还是远远落后于这个市场发展的。所以这时候有一定的创新,如果我们能找到一定企业的刚需,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时候,还是应该去做。

  这就是我现在的这么一个最基本的观点。

  刘二飞:因为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没有解决,政府应当继续鼓励金融创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创新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创新的代价,是我们的制度必须容忍的,要尽量控制的。

  黄晓庆:我提一个反方的观点,他们都是干这行的,当然希望没有监管,想干吗就干吗。

  刘二飞:你先让徐总说完,待会儿你再说,因为我觉得他们三个人讲的观点应该是差不多的,你到后面再来反对。

  徐少春:我有三个观点,我认为个人也好,企业也好,生存和发展是它的权利,金融也是它的权利,每个企业要融资贷款,这就是你生来具备的权利,我们应该赋予它这个权利。前段时间金融的改革,出现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兴起,我认为整体来讲这是一个好事,所以从政府来讲,应该因势利导,而不要因噎废食,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我觉得要大力支持发展凭数据来进行个性化贷款,你在我的平台上你去记帐,你的ERP运行得越活跃,你贷款更安全,所以大力发展数据金融业,我觉得这是一个办法。

  第三个观点,应该迅速制定一部互联网金融法,不应该搞各种各样的行政规定,应该迅速制定一部法律,让市场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黄晓庆:我觉得当然做生意的都希望想干吗就干吗,政府不管你,但实际上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美国1931年的股灾之后就出台了特别多的法律,我就讲其中一个法律,如果什么人要卖给你一个理财产品,这个理财产品如果不是银行的FBIC,不是美国联邦储蓄担保公司担保过的,你必须要证明你是一个有知识的投资者,而且里的净资产要超过200万美元,你才可以去买一个高风险的投资,比如说像中国这种P2P卖的全部是高风险的投资,所以说美国在30年代就开始保护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在网上谁都可以买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完全没有担保可以保证本金安全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像这些都是高风险的投资,可是我们中国现在没有监管,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阿猫阿狗阿牛都可以开一个P2P公司,从业执照呢?美国的贷款公司每一笔投资把钱给你之后,立即就要给监管部门把全部的资料发过去,不可以不发的,不然就会被罚钱的。收了多少钱,拿了多少钱,他们每天都是要被监管的,监管部门每天都在看,就像警察看小偷一样把这个问题看着。

  刘二飞:他的意思是这样,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这个社会只有3亿人能借到钱,另外10亿人没有信用记录,上百万的中小企业借不到钱,他们两位是靠数据要给他们提供贷款。另外又一点门槛都没有,谁都可以开一个P2P公司,这样又有很多风险。因为今天的时间原因没法讨论,只是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是不是要适当的建立一些门槛呢,是不是要有适当的监管呢,监管度在什么地方?我想他们三位不反对一定程度的监管,只是说现在还是要鼓励创新。晓庆就说监管的事是需要的,你千万别鼓励不监管,要是监管跟不上是会出问题的。下面看看这两位投资家怎么说。

  曾玉:我分享一下昨天BAT的几个代表的大的观点,大家有一个共识,未来5到10年,中国的金融创新,包括中国的P2P,可能是引领全世界的最性感的行业之一。政府监管需要的是有效的监管,你既要给这个企业一个放松的程度,也要达到真正有效的去遏制。

  刘二飞:你就说现在该从严还是宽一点?

  曾玉: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停留在发放一些执照、牌照方面,更多的要放到偏专业的方向去评估一个P2P公司,当然太专业也不太可能,如果一个P2P的企业能够获取到真实的大量的数据,对数据的处理能力也很强,它能够为你的业务和产品提供很好的服务。另外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小企业和上十亿的个人,他们没有进入征信的系统,有没有一个公司能把它们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朱云来:我就非常简短地讲讲,因为大家的观点都比较清楚了,我觉得这确实也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本来按照我前面讲的,金融可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投资者很高兴,回报也很高,创业者也很高兴,我成就大业。但是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风险有可能发生,很多事情不如我们所预想的这样,所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也认为要有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办法,一方面没有尝试永远不可能有创新,但是反过来,你创新了,风险太大,伤害到公众的基本利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所以怎么才能平衡?咱们讲得比较具体一点,我认为应该至少先建立一个基本的统计体系,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借了怎么样的规模,从宏观上能够大致的有一个感觉,你控制这个规模,它已经发展到哪个程度了,出现了什么样的征兆,这是一个学习适应的过程,其实就是这种监管体系的建立,它也是一个学习适应的过程。你这个系统性的观察,出现了有风险的征兆了,业界可以有所讨论,政府也可以采取基本的防范行为。

本文来源投资界,原文:https://news.pedaily.cn/201603/201603273949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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