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未艾，硬科技企业才是未来最大的机会

　　徐晨：我们请另一位的刘总分享一下技术创业在您整个投资策略和基金部署方面有多重要的地位？您的出发点是什么？您对市场的看法是什么？

　　刘建云：我们从事技术类的投资这么多年，最大的感受应该说痛苦是长久的。为什么？因为基础类的投资，我们本身的一个逻辑。我们觉得技术能够带来差异化，由于技术带来的差异化使得你的边界、壁垒会高一点。这种高壁垒带来可能的高毛利，高壁垒能够带来管理容易度的提升。我们认为技术投资有个逻辑。技术类企业的投资概率远小于模式类企业。

　　和一般的企业相比，技术类企业有一个先天的因素就是技术本身，这个技术本身是需要投资的，是需要通过实验室，从小试到中试到放大到产品化。很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恐怕都很难跨过技术这个关，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们发现技术类企业团队在基因上是反市场化的，是偏弱的。原因在哪里呢？技术类企业的创始人绝大部分是技术出身，越精尖的技术，由于中国的科研环境、教育体制，技术人员的情商越来越差。他们连最基本的，比如企业要为市场服务，都可能不太懂。我们投的企业里面，技术人员强烈漠视管理和经营，拿着《公司法》开股东会，也就是说技术型企业的团队建设和市场开拓是它们常见的短版，很少见到情商比较高的企业。

　　还有一个，只要涉及物理型的，比如新材料等，我们感觉这个技术类企业周期要相当长，也就是说我们从1999年开始，用自有资金做投资无非长一点；用市场化资金，基金的性质根本无法容忍这么长时间的投资。所以说这么多年，如果说我们有什么总结的话，投资技术这件事我们很喜欢，但是不是投资的前提。我们认为技术是一个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是它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如果以技术本身作为偏向投资，我觉得是背离的。我们自己也在克服技术倾向，技术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成功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们对过去总结的一个感受。

　　未来，我们认为以差异化为核心的技术投资，这个商业逻辑是存在的。资本是逐利的，不管是模式类的还是内容类的，以差异化这种方式，我认为的确会走到自己生存这个地步。比如说国家、各级政府对于在技术类项目投资的支持，很明显力度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在很多政策支持上，我觉得国家也放开了。比如说十年前，高校、科研院所的企业来创业，知识产权就是要命的事情，很多都会归结于职务发明。现在，我们可以进行大规模分配，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另外，我们认为形势发展的倒逼作用也非常明显。刚才，这位老总讲得非常对，很容易的、该吃肉的都吃完了。再往后，你就不得不做的事情。举一个例子，像发动机，你投也得过，不投也得过，这件事必须得完成。我认为技术有个倒逼因素，展望未来，我觉得前景是光明的，但是道路肯定很曲折。

　　徐晨：前面几位说的大的观点差不多，现在的节点是非常关键的因素。米总，你们应该只投技术，怎么理解节点的问题？通过您这几年观察到的现象，您觉得刚才刘总讲的基础设施问题有比较大的改善吗？学校、政府的前期辅助工作是不是真的开始和商业化对接了，还是原来以学校抓着为主的思路在做。

　　米磊：现在，为什么说中国到了技术创业的时代？我想先说两个方面的原因，因为从技术周期和经济周期这两方面来看，技术周期我们可以看美国。从硅谷开始，硅谷就是先做芯片起家，其实就是硬科技；芯片起来以后，这才有了计算机，才有了基于计算机做的软件系统，为它服务的软件业才起来。有了个人电脑之后，思科公司开始把所有的电脑连接起来，光通信公司把所有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全部做成，这就是1992年到1999年美国搞信息国家高速公路的事情。其实，当时硬科技的泡沫非常大，也很很疯狂。因为铺设了过量的光纤，1999年BAT出来了，谷歌是1998年成立的。那时候，基础设施铺好了，基于互联网的模式创新也就出来了。移动互联网是因为2007年智能手机的出现，随着智能手机基础设施的成熟，过百亿的移动互联网公司开始出现，像微信是在2009年，2010年出来的，到了2015年做就来不及了。从美国发展来看，一定是先有技术创新创造的基础设施出来之后，基于此，做以商业模式和创新为主的服务业才会出现。所以，从这个周期来看，我认为下一波到了技术创新的周期，因为过去那一波的红利基本吃完了。

　　另外一个周期，从中国整个周期来看，中国和美国一样，美国最开始也是发展农业，最后才有工业，中国现在也一样。过去30年，为什么我们做的都是以模式创新为主？这是因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基础比较薄弱，我们在科技的投入研发、基础创新、原始创新根本不足。在那个时候，机会比较多，我们只需要做模式创新就可以挣钱了，但是现在这种模式创新机会基本上被吃得差不多了。而且一个机会出来以后，万团大战，大家都扑上去了。这时候，只剩下技术创新的机会，中国也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了，过去十年，中国投在研发上的经费，从2000年的1000亿人民币增长到去的年1.4万亿人民币。这1.4万亿的研发经费投下去，把大量的钱变成知识。但是科技创业是把知识再变成钱的过程，中国在这块非常缺的。而且我们还缺如何把知识再变成钱的科技转换知识，所以，我认为从这两个周期来看，中国的机会来了，技术创新也到了这个时间点。

　　刚才刘总讲过去十几年大家做得比较辛苦。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间点火候不到。过去30年，除了华为，少有技术创新的企业，大多数还是以模式创新为主。未来30年，中国一定会像美国一样出更多科技创新企业。硬科技企业是未来最大的机会。

　　徐晨：虽然很多人吐槽，但大家论点基本一致。王总，您应该是最具技术范的人，不知道你们投了些什么？我们想听听您怎么看技术创业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还有对这个行业，您持比较保守态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梦秋：我觉得“硬”这个词特别好，本来我脑子里想着是“hardcore”，我听下来大家对于什么是硬科技大家看法不完全一致，我们是这么看这个行业的，就像刚才有几位提到的，所谓大的科技创新现在是不是到了一个快起来的时点？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历史上，我觉得每一次带给人类的产业链升级变化都是从硬件开始的，所以其实如果硬件技术没有一个大的飞跃性的发展谈不上软件真正对人类有改变的技术创新的。但是硬件的发展其实来自于材料科学，所以再往下说我们自己开玩笑说，难道我们要投资技术物理吗？所以我们把技术创新分城市和VC投资，和不适合VC投资，我们认为真正产生对于人类社会或者工业有改变的这些真的源头是材料科学，技术物理一直到我们所谓硬件的革新，这一块我们其实很大程度认为不适合VC投资的，因为VC有自己的生命链条，我们觉得这一块很大程度上是需要国家支持，需要社会所有的这种东西来支持，在美国做法就是这样，都是非盈利支持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大学或者怎么样的，而这点说实话我们认为到现在没有看到在未来，或者在这个时点，未来再看两到三年真的有这种变化发生。

　　我们抛开这块不谈，我们谈到适合VC投资的到底是什么？我非常同意刚才刘总的观点，我认为没有真正的一个VC可以投资的东西叫做真正的技术会形成它的壁垒，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第一个观点是，我们认为所有的技术都是需要有应用场景的，我们谈技术创新这件事情必须结合一个垂直应用场景，能够在这个垂直应用场景下改变这个产业一些效率也好，还是一些真正有增值，这个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们现在谈到很多技术创新，包括VR、AR、AI、大数据的概念都是大家可能去年和前年大家会聊智能硬件，现在也不聊了，在我看来只能硬件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没有非常刚需的应用场景，没有办法对于这个产业链真正产生增值。

　　我们刚刚谈到几个方面所谓目前大家频繁提起的几个领域，在我看来也有些准备好，有一些不行，我觉得VR是相对没有准备好，也许再过五年新的技术，新的硬件会让这个体验真的让终端用户可接受，但是不一定是这一代已经进入VR这个。AR大家觉得是一个，而且VR垂直应用场景更多偏娱乐的，但是AR大家觉得，或者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未来有想象空间的东西，但是它的电脑软件我们觉得现在没有准备好，这件事情我们觉得VC现在冲进去也是一个比较坑的事情，我们更希望是类似于像工业界的巨头们研究院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大一定程度VC再进去。

　　我们其实现在真正我们会觉得，确实是到了可以有一定的应用场景是一些垂直领域的AI技术，或者大数据技术，我们直接从垂直领域看，比如我们看气象大数据，我们认为气象这个领域有得做的，我们看金融数据，我们也会看一些比如农业大学我们也在看，虽然我们相对来说有点早，但是这方面是有机会，总而言之这是我们的思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投得很少。

本文来源投资界，原文：https://news.pedaily.cn/201612/2016120840640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