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橙柳桃潘苹果，2017年炒房不如去种地！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如期而至，而且没有悬念的关于农业。对于这一点，人们并不陌生。从2004年以来，每近两会便会有事关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出，以凸显“三农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

　　当然，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有属于自己的时代语境，比如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由习近平于2015年11月提出，以破局随着人口红利衰减、“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累积、国际经济格局面临深刻调整等引致的国民经济“新常态”的挑战。供给侧改革携手农业，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做出论断，“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19年中央一号文件，40年农业发展路

　　中央一号文件原指中共中央每年发的第一份文件，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发布了新中国的第一份《第一号文件》。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对当时的农村改革以及农业发展做出针对性的规划；经过短暂的中断，从2004年至今，“三农”再次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角，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也从“促进农民收入增加”，转换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斗转星移，时间在流逝的同时，时代也赋予当事人新的命题。

　　相应地，农业、农村以及农民的喜人变化，也不断地诉诸于报端。其中，广泛被媒体引用的数据有粮食产量、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及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2004年至2015年，粮食产量实现了连续十余年的增产，从46946.95万吨增至62143.92万吨；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916.6元，比2004年增加了4980.2元，年均约增加622.5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2004年的2184.7元增长到2012年的5908.0元，增幅为170.4%。数据之外，烙印在中国人记忆里面的农业大事件发生于2005年，这一年岁末，免除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以法律的形式被固定下来，9亿农民从此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上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也在中国经济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亮丽的数据之外，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同样不能忽视。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曾将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划分为3个阶段，“黄金十年（1978-1988）”、“曲折的十五年（1988-2002）”以及“历史跨越的五年（2003-2007）”。在“黄金十年”，农民的心情愉悦。中央政府也颇为重视农业的发展，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的1月，都发布了惠农的“一号文件”；曲折的十五年里，随着中国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农民开始离开土地，离开居住地，流向珠三角、长三角等崭露开放曙光的城市，并由此形成了绵延至今的“民工潮”。但是土地抛荒、失落的乡村、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等衍生问题也接连出现。问题不容回避，历史跨越的五年，中央政府从2005年底提出新农村建设，到用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开始反哺农业，回报农民，扶持农村。而跨越的五年之后，农业的扶持政策更加新颖和深化，无论是从“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快水利改革发展”、“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还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无不体现这一点。

本文来源投资界，作者：Julian，原文：https://news.pedaily.cn/201702/2017021040870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