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桥T2 VIP通道出口，吴亦凡出现了。黑色保姆车就停在路边，他本可以径直走过去，直接乘车离开。
不过他没有，而是侧身走向了林光宇所在的人群。她们已经等了两个小时。可能吴亦凡就这么走了，她原本想。「其实在国外接机更容易点，他有时会走普通出口，更可能跟粉丝说上话」，林光宇说，「国内就不好说了，也有等几个小时接不到人的情况。」
她们一起等在通道的另一面，在围栏外喊吴亦凡的名字，吴亦凡走来打招呼，她们又为他唱生日快乐歌，他完整听完，向人群缓慢地鞠了一躬，表达谢意，才一边挥手跟大家告别一边离开。
就接机来说，这次算很有收获，这收获让林光宇觉得感动，她想，吴亦凡完全可以直接上车走人的，可他没有，而这种小事正体现了偶像的教养，「也觉得他是特别温柔的人。」
和林光宇一样，和所有其他偶像的粉丝一样，她们乐于从吴亦凡的行为细节里，观察其优秀的特质，并藉此进一步确认、强化自己的崇拜与追求。
吴亦凡有多少粉丝？按江湖传言，这位偶像艺人身后历来有个「粉丝三千万」的说法；按社交网络数据，本季《中国新说唱》收官当天，他的微博粉丝突破四千万；按照粉丝内部观察，其中保持日常关注并频繁参与团体协作的忠粉，在数十万量级。
几十万人，有几十万张脸、几十万种个体意志，即便放在中国娱乐业时间轴里做纵向对比，这也是一支相当庞大、复杂的组织，甚至称得上是一个现代社会学里的标志性事物。
她们通过社交平台构建了组织结构，它好像一座精密的巨型钟表，无数个光泽各异的金属齿轮交错排列，咬合，转动，它承担着巨大的信息吞吐量，循环流转、调度着每个节点，并最终向外输出最为恰当的集体意志。
「拒绝一切碰瓷」
先从7月末与虎扑的故事说起。
那天下午，虎扑社区微博管理员给此次与吴亦凡粉丝的争论下了定义，一个口号式的定义，叫「战争」，「这是一场战争，JRS（虎扑网友）准备好了吗？」
此前一天，吴亦凡「反黑组」在微博发布关于虎扑网帖的举报链接，发酵一整天后，步行街论坛被点燃，社区陷入狂欢，当天有数百条网帖跟进讨论，其中不乏「大字报」式的檄文，甚至连点亮功能都被修改为「skr」——这也可以视其为修筑战前防御工事。
其间，曾经有数个帖子提出过对虎扑官方态度的质疑，有人不理解，为何论坛官方出面助推冲突，但这些讨论并未引起波澜，很快就淹没在针对吴亦凡和梅格妮（吴亦凡粉丝，同「每个你」）们的声讨浪潮里了。
当时，多数JRS认为，「战争」一触即发，他们要思量的核心在于己方网友人数、战力如何，以及虎扑官方的答题等防御机制是否有效。
只是现实蹊跷得很，吴亦凡粉丝反应激烈，却没有在虎扑现身。
田沁从练习生时期开始追吴亦凡，三年前，还在读高中的她去北京工人体育馆参加偶像生日会，同场的是一群同年龄层的年轻女孩。
在耀眼的气氛里，田沁觉得感动胀满胸臆，她也意外地意识到，这些同龄人在网络前后呈现出巨大的分裂感。
旁边几位女孩举着沉甸甸的「凡」字灯牌，莹黄色的光映着暗面一排冻得通红的笑脸，原来她们生活里是温顺的，而一旦遇到吴亦凡在网络上遭遇「攻击」，她们中有些人便会立刻披上微博小号外衣，化身「准备恶斗的小公鸡」，咄咄逼人问候对面。
按这个逻辑，与虎扑的冲突，自然应当是一个令她们无法容忍的事件。
可她们没有出现，这显然是悖论，背后是整个「虎扑&吴亦凡」事件中最值得玩味的逻辑之一：粉丝们用集体意志的贯彻消解了个体情绪。
所有人枕戈待旦之时，吴亦凡粉丝的怒火与虎扑论坛完全错配，很少有梅格妮在虎扑发帖。
一位吴亦凡粉丝对《创业邦》说，当晚她所在的所有QQ群里都在号召粉丝们「不要直接在虎扑评论，控评去微博举报」。
这些行为背后的理由之一是微博作为更加开放的社交平台，天然是粉丝们的主战场；理由之二，是拒绝给虎扑提供新增注册用户与点击量。
「不论是虎扑，还是其他流量明星，我们拒绝一切碰瓷」，在前线追了多年的站姐钟谨说，因为吴亦凡早已是「流量Top」，那么在所有与其有关的博弈中，首先要杜绝被有心人蹭热度与流量。
在这些事情上，她们习惯于对每一次冲突里的每一个参与方的行为做深度思考，这也直接决定了双方后续的敌友关系界定：比如此前一档说唱节目导师由某位歌手更换为吴亦凡，导致双方粉丝「正常骂战」，其间，对方工作室向吴亦凡的某几位大粉发出了律师函，「大家就一脸懵，还有这种新式碰瓷手法吗？」
在整个事件里，另一个焦点角色虎扑始终对此事讳莫如深，并谢绝了采访邀约。
「没法儿摘滤镜」
和所有接受采访的女孩一样，谈话伊始，吴亦凡的大粉钟谨就表了个态，说她「没法儿摘滤镜」，也就是说，她不可能以任何不倾向于吴亦凡权益的立场来谈论问题。
对粉丝来说，这种滤镜同时又像一卷皮尺，用来衡量尺度，寻找分寸。
要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娱乐圈的每一番争斗背后，都有多方利益、人情纠葛，作为粉丝中的KOL，钟谨觉得，复盘推演是自己的职责，她要清晰、准确地维护偶像的权益，首先必须厘清台面幕后各方的利益关系。
吴晓益追了吴亦凡多年，现在从事艺人经济工作。这也算得从粉丝层面向艺人经纪行业输出方法论的经典案例，在她看来，虎扑事件中人为操作的理由十分充分：综艺节目制作方与平台为求热度，营造或借势冲突是常见的事，此外，很多宣传团队也会引导负面事件转向正面。
私下推论不是公断，对她们来说，结论无须苛求严谨，只求清晰，所以结果倒推的办法就很好使。如果把虎扑事件视为一次营销，那得说是玩得成功又高级，卷入其中的虎扑、吴亦凡、爱奇艺、参赛歌手甚至是贩卖虎扑账号的商家，均是流量和热度的受益方，但钟谨坚持认为事有蹊跷，「如果虎扑真心不希望节目有流量的话，为什么要助推「skr」这个热词？」
另一位受访的粉丝则认为，由吴亦凡微博称「不知动了谁的奶酪」来看，事件背后可能是由娱乐业同行竞争驱动。
在条分缕析的过程里，滤镜的存在意义就是，提供方向感。
尽管吴亦凡当期发的歌同样获取了很高的播放量，但在钟谨们看来，她们的偶像仍然是整个事件中*的受害方，因为损失了口碑。同时，很多梅格妮也对吴亦凡工作室不甚满意，「他们发了个声明就消失了。」
而吴亦凡的表现，则被认为非常得体。甚至其微博发声，并发表Diss Track，在吴晓益眼中也是某种义举，「他觉得一帮维护者我的姑娘，因为我受了委屈，我看不下去，所以就站了出来。」
只是，工作室官方态度中的晦暗不明之处，以及客观上获取的歌曲流量红利，是否也意味着，其中也有多方达成默契的可能性？钟谨则明确拒绝将此纳入考量，「我们粉丝其实只能知道工作室希望我们知道的事情，也只做到粉丝能做的。」
吴亦凡的微博粉丝数量已经超过4000万，按照钟谨的观察，其中日常持续打卡、活跃度较高的「唯饭（只追某一明星的忠粉）」约在数十万量级。
她们懂公关、运营、流量与组织管理，也有充足的购买力，尤其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以年轻女性为*主导的庞大社群，在很多个面向上展现出了强大的自觉性，与虎扑的这一场冲突中，她们展现的应对策略与思考方式，正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进入游戏」
和吴亦凡星途上历经的杂驳曲折不同，其粉丝群体从练习生时期发端，整个组织结构的成长是线性的、流动的。如今，通过贴吧、微博、QQ、豆瓣等社交平台及工具，有数十万人将她们的日常交汇起来。
她们绝大多数是女性，介入互相的生活不算多。有人家境优渥各处跟飞，有人穷到凑不出机票钱，有人为偶像学了各项技能，有人追星追到学业荒废，有人在微博卷着乡骂做泼妇、口无遮拦，有人在校园裙角飞扬谈恋爱、甜美可人，有人出入映着晴空的高级写字楼，工作体面，有人双眼前挂着厚厚瓶底，点着下巴背单词……几十万人，有几十万张脸、几十万种个体意志，即便放在中国娱乐业时间轴里做纵向对比，这也是个*庞大、复杂的组织，甚至称得上是一个现代社会学里的标志性事物。
她们并未遵循任何组织管理理念或者指导，每个枝节都是自由生长而来。作为艺人，在练习生时期需要面临大量的平行竞争，而经纪公司几乎不会做任何资源配置与倾斜。
以吴亦凡、鹿晗等人为例，尚未出道时，便有粉丝在宣发等事务性工作上投入资金、精力与支持，到2014年吴亦凡归国，他的粉丝们由其个人业务需求出发，开始自发地把个体的、抽象的热情整合起来，再行分发，以构建更加有效的组织结构。
按照钟谨的理解，吴亦凡的粉丝之前与虎扑用户「河水不犯井水」，如果非要说有交集，也顶多是吴本人好打篮球，打过几场All-Star名人赛，引起过虎扑关注。
此次微博名为「银河鲨鱼护卫队」的站姐将虎扑步行街上与吴亦凡相关的负面贴子地址、举报原因与举报方法详细整理后被虎扑发现，引起擦枪走火，该微博上述行为属于吴亦凡粉丝的「反黑组」日常，此事也可以理解为，外界偶然窥见这台机器的运作时，由双方认知差异，所引发的摩擦。
在成体系的粉丝组织结构中，反黑组隶属于后台职能部门，与其平行的还有资源组、数据组、翻译组等，每天整理与偶像相关的负面信息，集中发布在某些平台，并把「控评」工作分发下去，也是反黑组最主要的常规工作。而少数工作、课业不那么繁重，经济条件较好的粉丝则更多会「跑前线」，在机场、工作地拿到大量*手的照片、资讯，并经营微博等站点，被称为「站姐」。
但是对经营公共人物品牌来说，反黑只能守住下限，真正引导其在更高层级的商业价值上博弈的，还是流量数据。
数据背后有代价，无论你是否认同，如果要进入这场关乎流量的商业游戏，必须要遵守规则，要去「运做」，而这也是所谓「数据组」的存在意义。
「废物」，谈到流量数据，吴晓益干脆地甩出来这两个字，在她看来，数值本身没有什么意义。但在娱乐圈尤其是时尚圈内，市场对艺人相关数据很是看重，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偶像的带货能力。
为了给偶像撕资源，粉丝常常大动干戈地做/买数据。这包括但不限于转评偶像的微博，成果会呈现在微博榜单；若偶像出歌则打歌，整理音源数据，包括排名，主打，MV播放量等数据；帮偶像打榜投票，包括明星势力榜、百度百科明星人气榜、百度搜索风云榜、寻艺新媒体艺人指数榜、微热点热度榜、超级话题、百度贴吧等诸多榜单。
随着游戏进程深入，规则也变得越来越难。
例如，在运作微博转发量时，只有不太受到关注的小艺人才可能购买微博大号的转发做数据，反而越是当红的艺人，越需要精细化运营。目前每个微博小号往往转发40次左右就会被封号，因此「水军」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可靠，而艺人社交平台最终数据的高低，仍然取决于其粉丝团的人数、忠诚度、管理水准、运营效率等硬实力。
在应援的执行上，则有更加细化、明确的策略出台来应对每一件事务。10月19日，吴亦凡的新专辑开启预售，但微博上多个站子都在呼吁粉丝「不要参与Pre-order」。
理由在于艺人「国际路线」的定位。对吴亦凡来说，要发新歌，最重要的成绩单是iTunes美国总榜和Billboard榜单，那么就必须吃透榜单规则，按规则出牌。微博上，名为「FanGalaxy_凡骑吧」的站子发帖解释，「正式发行的日期是11.2，我们冲首日及首周的成绩最重要。一个号只能买一次。你确定你的号一定在11.2或11.2之后一周内买到即可。」
尽管品牌方对其中某些数据的水分含量心知肚明，但他们也认可大部分数据、榜单成绩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而有些数据也仿佛失去了坐标轴的曲线，它们的相互攀比、竞争，本质上也是一种相互依存，只有借助彼此为坐标，方才使得自身有存在价值。
粉丝生意经
在某些特定的日子，钟谨总是处于短途的「在路上」。她会很早到公司，到前台「嘟」地打卡，再掉头去机场，奔赴吴亦凡开工的城市，为偶像站台2小时，现场抓取照片、资讯，当日再折返回居住城市，回单位打卡。以至于，三个月间便刷完了一张存着十万元的银行卡。
有些站姐更是会跟着吴亦凡「满世界飞」，她们是粉丝中距离偶像最近的人，不仅与工作人员沟通密切，甚至和偶像本人也有着一定的交往。在整台机器中，由于承担着一线的内容分发职能，站姐们事实上成为一个个内部流量流转的节点。但与社交网络上多数的流量节点相比，吴亦凡粉丝站子的商业变现又十分有限。
钟谨很早便开设了站子，但她并不愿透露自己所管理的账号名称，也不止她，不公开表明身份，是经营站子的一个暗线规则。一方面，这是粉丝，尤其是粉丝KOL对自己真实生活的保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免去某些麻烦。
麻烦的可能性，就潜藏在商业模式里，因为某种意义上，这是粉丝利用偶像的资源反向变现。
2017超级企鹅篮球名人赛红毯仪式，粉丝在场外翘首以待吴亦凡
除了贴吧之外，微博站子可以说是粉丝流量最集中的区域。在网络上，流量天然是个变现工具，很多站姐会将手里资源藉此变现，其中，PB（即photobook，粉丝制作的图片写真书）是最常见的一种产品形式。
一位豆瓣网友曾解读过PB的生意经，首先其成本低廉，一本mini PB，B5大小，30P，500本起印，成本5元/本，1000本起印的话，则为3元/本，2000本起印，更可以达到2.5元/本。但站姐出售PB，最少也要数百元起。
据该网友称，PB本身就处于灰色地带，一般都是在粉圈内低调出售。其灰色部分在于多个层面，例如私拍的明星照片多数未获商用授权，助长跟踪、偷拍风气，不时有圈钱跑路的现象出现，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PB本身就是典型的非法出版物。
但由于又承担着信息交互、维持粉丝群体热度、以及补贴站姐营运成本等职能，PB自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在暗线规则内，PB始终是被默许的产品，但站姐卖PB赚来的钱，除了补贴成本，余款理应返还为偶像做应援，虽然是个体经营赚来的钱，但「私吞」是不可能被接受的，而「爬墙（同时追求其他明星艺人）」则更是「重罪」。
这其实也是所有经手资金流转的粉丝面对的课题，要应付整个组织机构内无处不在的隐性监督。
资金流转这件事，在一些近年出道的艺人粉丝组织里更加敏感，因为纯粹的「集资」行为频率更高，如果出现大的问题，比如账目对不上，应援出错影响艺人形象，这些都会被粉丝「挂」，管理和组织者可能被要求道歉，甚至交出权力，退出组织。
例如，此前邓伦全球后援会在应援活动里就出了岔子，送至现场的烧饼、水果等物资，被讽刺称「又贪又蠢，捞钱捞的傻子都知道有问题」。
这件事情的结果是，涉事分会会长、副会长引咎辞职，后援会管理组就地解散并公开招募，承诺公开透明。
有限变现的流量
吴亦凡的粉丝站子里，养不来流量商人。
几十万人的关注，为吴亦凡粉丝群交织出一个牢不可破的监督机制，在更大范围内杜绝贪腐，同时也隔绝了商业化个人或机构的介入。质言之，怀着纯粹的商业考量，去从事吴亦凡粉丝流量生意的行为，在组织内是不被接受的。
即便社交平台被认为供给的是原生流量，用户的交互仍然需要以内容驱动，因此常年追随在前线的站姐——在梅格妮中大约只有数十人——是链条中的内容分发肇始点，她们手中的站子，也是流量最为集中的节点。
换句话说，如果经营粉丝的流量生意，开设站子是最适合的路径，问题在于，这门生意很容易就会被从内容入口处掐灭。虽然市场上日常也可以买到一些图片和消息，但如果不是跑在一线的站姐，很难稳定地获取街拍图片和资讯等内容。
2018年8月，吴亦凡拿奖归来一脸疲惫，粉丝拉横幅欢呼欢迎
「我们作为前线感觉得出来，一个新人进来，我们很快就能知道底细。」
「你只是买图，从来没有在现场出现过，我们觉得你不肯为吴亦凡花钱，还想赚钱的话，首先就把你『搞死』。」钟谨说，「如果一个站子去不了几次现场，PB却卖的很勤，大家心里都有数的。」
吴晓益觉得，这一方面说明了吴亦凡的粉丝更加热情纯粹，另外也是时机使然，「以前大家对这事认知不清晰，没人想到卖货能跟应援一起做，而现在圈子已经很稳固了。」
最近几年蹿升迅猛的新晋艺人粉丝群里，商业化做得更加通透，由于组织群体仍然在不断扩张中，持续出现增量人群，人群意味着红利，因此有大量空间可以执行商业行为。
以PB为例，吴亦凡的PB，卖到大几百册是个不错的表现，对站姐来说，这个数字能做到盈亏平衡，或小有盈余；而蔡徐坤的PB则全然不同，动辄可卖出几万册，这种小爆款背后，通常意味着数十万元的利润。前不久，蔡徐坤的生日会门票被炒至天价，让钟谨直呼没见过这阵仗，有人捧着三万五满世界找门票，就为了见蔡徐坤1小时，「疯了吗这是」。
由于正在从事艺人经纪工作，吴晓益此前对照自己带的艺人，做了个蔡徐坤的数据统计。她发现，在《偶像练习生》上线之后的半年内，蔡徐坤的各项粉丝数据表现堪称「现象级」，比赛期间4个月粉丝上涨455万，而比赛结束后又持续蹿升起了100多万。「太可怕了，难以想象这是个刚出道新人的数据。」
此外，在新浪微博的超话中，蔡徐坤的表现也很突出，以2018年10月23日为例，截至上午9时，蔡徐坤在超话位列第1，签到超过19万人次，吴亦凡排名24，签到约4万人次。
从下半年承接热度的《创造101》、《SNH48第五届总选》活动来看，艺人应援更加令人咂舌，尽管曾出现了粉头卷钱等负面信息，但可集资数据一度分别达到了4000万元和7000万元。
不过钟谨认为，吴亦凡的横向对比，已经不在社交网络这个维度上，「他已经不太需要这种数据了」。
她认为，吴亦凡的商业价值已经脱离了应援层面，而是集中体现在商业代言上，即她们经常谈论的「带货能力」。吴亦凡的粉丝的目标是「带货王」，执行上也很简单，「送礼当送Burberry、首饰珠宝选BVLGARI，饮料就喝茶π」。2016年10月份，Burberry签下吴亦凡做代言，次年一季度，亚太地区零售额实现14%的逆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吴亦凡「带货能力」的体现。
当《创业邦》问到另一个吴亦凡粉丝关于对比的问题，得到的答案更干脆，「就是艺人和偶像的区别。」
统一的价值观
如果我们做出这样的假设，你也许感到不可思议——你生活在一个拥有数千家住户、十余万人口的高端社区里，家委会年初动员所有家庭集资建起一座街心公园；三伏天，获取居民集体签字同意放弃宠物饲养；年末则集体腾退，辟出这块地皮，建设高尔夫球场……
其实不单在于社区，对于稍微成规模的人群来说，这种集体意志的高度统一都是不可实现，乃至令人倍感荒诞的。
但在网络上，粉丝间，数十万人、数百万人却可以循着某种特殊的情绪去一起实现它，如果我们仍然将粉丝组织物化为一台机器去理解的话，你会发现其高效运转背后最本质的基础，在于价值判断的统一。
对与吴亦凡有关的任何事物，在梅格妮的群体间，可以快速消化，实现价值判断，并以集体的形式输出反馈。
2015年11月，工体生日会，粉丝专注看向台上的吴亦凡
有些常用的判断会形成规则，比如说，前线的站姐跟着吴亦凡到处跑，在各地录节目时为其站台，是可以被鼓励的行为，但追私（跟踪明星的私人行程）则决不可接受——虽然明星本人的航班信息8块钱就可以在微博上买到。
也有道德层面的约束规则，比如同时追求两位明星艺人，是令人特别不齿的事情。
更多的集体判断，则被高效地应用在具体事件中，例如，前述与虎扑的冲突，以及与某位女艺人的合作，由于存在很大的「被碰瓷」嫌疑，就是必须回避的。对此相对，吴亦凡与刘亦菲的合作又被视为加分项，因为「好看的人就应该跟好看的人在一起」。
这些集体意志潜藏着驱动力，它会受到偶像本人的引导，但也有很多时刻，可以形成反向制约，最常见的标的是指向经纪公司与工作室的。
去年吴亦凡工作室不顾粉丝反对，接下了与某女艺人组CP的综艺节目，这令钟谨感到丧气，在那之前，包括她在内的很多站姐都在「疯狂地给工作室打预防针」，「就说对方惯用的宣传伎俩就是捆绑男艺人，但是工作室没有太当回事，后来果然被猜中了，再去控制就已经来不及了。」
粉丝圈里常年流传着类似故事：A工作室公开发信为工作失当道歉；B团队发错通稿；C艺人在直播中遭强吻，工作室两天后才做出反馈；D艺人微博管理员发错赈灾文案等等。甚至有媒体人发文反问，「世界上有『让粉丝满意的艺人工作室』这种生物吗？」
粉丝往往会与工作室陷入一个长久的博弈、合作又制衡着的关系当中去，而粉丝在其中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市场的买方亦或合约中的甲方，虽然内含一些自律条款，但更多时候，还是会将压力和焦点集中在艺人工作室上，用粉丝的热情去衡量对方的工作，并希望得到匹配自己付出的表现。
「你不可能指望经纪团队做好所有事，我们都会怀着一腔热情帮忙，公关需要成本，但粉丝是没有成本的。」一位站姐告诉《创业邦》。
「我们的判断标准是统一的，就是对吴亦凡好」，她说，「没有看上去还行，看上去还行已经算不好了，就必须得*。」
「大家不明白」
无论是林光宇、吴晓益还是钟谨，她们对吴亦凡的情感表达，大多局限在微博、贴吧这类开放平台上。现实生活中，职场里，甚至在封闭的社交网络——例如微信朋友圈——当中，她们都不太会展露这一面。
她们清楚地知道，在公共话语体系中，粉丝是一个天然的偏见载体。
「粉丝可能在大部分人眼里算是异类，因为大家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些事情，为什么要一直追着那个与自己完全不相干的人。」林光宇说。
极端个案也一直存在。今年13岁的陈画，为了追吴亦凡的行程，不声不响刷掉了妈妈2万元的信用卡——在家庭贷款尚未还完，信用卡为应急之用的情况下——这也造成了家庭关系紧张。有些粉丝好友不时会为其转账应急。她之前已经瞒着家里去看过吴亦凡参加的跨年演唱会，而如果信用卡的事没有暴露，此时她应该又在另一个现场。
其实粉丝、偏见甚至极端案例都不是新鲜事物。上世纪60年代，英美等西方社会人群对披头士团队的狂热，体现为成千上万的女性粉丝的狂热包围，最终留下了一个看上去诡异多变、难以描摹的词汇「Beatlemania（披头士狂热）」，一篇名为《 Beatlemania：Girls Just Want Have Fun 》的文章写道，1964年，穿着百慕大式短裤、预科生的高领宽松上衣，梳着蓬松发式的年轻女孩们，一边冲向警戒线，一边呼喊着「我爱林戈（Ringo Starr）」。
在上世纪60年代，这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文化现象」。美国塔尔萨大学传播系教授朱莉·詹森曾分析过粉丝被「污名化」和遭到社会歧视的原因，她认为，极端粉丝行为隐含着公众对现代生活的一种批判，粉丝身份本质上是对这种孤立的、原子化的现代生活的一种心理补偿。
半个世纪过去后，现代生活的意义变得更加未知。与当初的Beatlemania相比，粉丝文化这种社会现象，在市场化的作用下，套上粉丝经济的皮囊，也似乎变得更加稳定、可控。对于粉丝个体来说，也在集体意志下，更多地脱离那些极端的表现形式。
粉丝们追求这种平衡感，但并不期待理解，林光宇说，她从未期待让家人朋友明白自己为什么追星，「你不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别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但平衡的存在是很微妙的。在澎湃新闻的一次采访中，记录了这样一个场景，当等待的女孩们在昏暗中看到吴亦凡的剪影时，「一排排脸整齐地贴在玻璃上」，然后是吴亦凡的沉默，「多可怜啊，她们」，他暂停了采访，向窗外轻轻地摇了摇手机，随即尖叫声和闪光灯一齐疯狂闪现。
钟谨记得，就是这句话，造成了一批人「脱粉」。她为吴亦凡辩白，「他本意不是这样，本意是心疼大家在等他，可是那句话发出来，就有种『我看不起你们』的意思，话术这东西……」
吴晓益补充，「他本人对于中文理解不是很好，稿件审核一般是给到团队，但可能团队也没能意识到这句话里的不妥之处，而且如果挑的太细，还可能被对方觉得耍大牌吧。」
偶像与粉丝之间的关系，从来刀尖舔糖，坚固更脆弱。她们为偶像付出，追随他爱护他，在他出现负面消息时坚定地站在他身后，却在某些时刻，抵挡不住一句话里行间的误解。
粉丝文化仍然在迅速演化。在工业化过程中，在某些时刻，偶像作为一种文化产品，高速的迭代会令某些局部的现实失衡，以至于呈现得愈加魔幻。
最近听来的一个故事，让林光宇头绪繁多，又觉得颇有意味：几位追前线的粉丝，在一架航班上偶遇，面面相觑，竟有些尴尬，因为她们意外地发现，与此前一起追的某次行程相比，粉丝仍是那几位，保镖仍是那几位，只是前面头等舱的那位偶像，换人了。
而钟谨最近则奇妙地发现前线出现了许多新面孔，其中不乏穿校服的小姑娘。前段时间，在《中国新说唱》现场，她能认出的也只有两个相熟的面庞，其他人都看着陌生。
新粉进来多是由于电影、新歌与节目的吸引，去年的《中国有嘻哈》可谓是功不可没。
截至2018年10月23日上午9时，吴亦凡最新的微博粉丝数为4277万。他的后援组织疆界依然在持续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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