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逆周期下，如何有效投资布局？

投资界（微信ID：pedaily2012）消息，2019年12月，三亚·财经国际论坛汇聚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深入探讨全球热点，全面展望2019年全球及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新趋势，共同求索大变局下的应对之道。

论坛上， 国家科技成果转换引导基金理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 ，瑞银投资银行副主席何迪 ，国家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王沅 ，厚朴投资合伙人、联席董事长张红力，纽约商品交易所理事会主席William PURPURA  ，在主持人《财经》杂志社社长、联办传媒集团总裁戴小京的主持下，以“投资新变局”为主题进行了讨论。

以下是发言内容实录：

马蔚华：现在大家对2020年的经济进行预判，大多数的观点是6%或者低于6%，认为这是一种新的趋势，或者是一种常态，我比较赞成这个观点，几个原因显而易见，第一，我们的基数大了，2000年的时候增加一个点需要一千亿，现在增加一个点需要九千亿。第二，产能过剩。2008年4万亿造成今天新的过剩，别说贸易摩擦，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承受中国这个产能。第三，新的结构调整，原来传统的制造业、房地产都被压缩了，新的生产能力还没有形成，即使信息技术这两年20%的增长，今年比去年同期已经降了11个点，这说明新技术对传统技术的嫁接和改造，只是一种结构调整和替代，也不能造成总量的巨额增加。大家经常认为，我们人均快达到一万，以为一万美元就会有很大的购买力，但分析这个一万亿出现了结构的鸿沟，其中有3亿多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2.5万美元，而还有10亿不到5000美元，2.5万的已经什么都买了，而5000以下的还什么都买不起，二元鸿沟。

怎么办呢？我觉得即使经济下行，仍然有巨大潜力，应该关注两点：第一，高科技。第二，消费。高科技，现在大国的经济博弈已经不是速度和规模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经济的质量，科技含量，根本上是科技的博弈，前两年我跟一个朋友交流，他研究最近几百年新兴大国战胜守城大国的历史，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不是悬念，今年是6%的增长，美国是2.6%，但科学技术的差距很大，所以出现了华为孟晚舟事件。科技，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薄弱环节，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数据，说千万亿的外汇补贴没能造就中国的特斯拉，却挖了一个行贿的深坑。这两年我们的科研经费，补贴电动车，但是上海数据中心的受贿案牵扯到很多中国的品牌车，补贴这么多，没有用在科研上，我们研究科研占GDP比重，从2.1到2.5，2.5也得看钱用在哪儿，我们在这个方面确实应该精准的把科研经费用好。比如芯片，现在是个致命的薄弱环节，全世界半导体一半的收入都来自中国，中国进口美国的超过一万亿，假如我们自己能做，这一万亿就是我们的GDP。制造行业也一样，过去二三十年，全球制造行业增长30%，但美国人占领生物制药90%，生物制药占美国GDP的17%，我们2016年才占5%。这些方面，只要我们下大力气投入科研，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潜力还是很大的。

消费，消费升级不一定都是高大上，今年汽车住房的消费明显下降，但今年消费增长的贡献主要在于旅游、养老、文化，而且今年农村的人均消费比城里高两倍，主要是产业扶贫、新农村建设，还有大量的社会企业，增加了购买力。我们现在在特别关注年轻人，我在招行的时候搞信用卡，年轻人帮助我，这部分人有两亿，到2028年的时候，全球1/3就是G时代的，他们的消费特点和网络连在一起，所以消费的倾向要研究。大家知道盲盒吧，现在全球千亿美元的市场，中国有9000人参与，这是年轻人的事，它会带来巨大的消费市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精致穷，类似的名词很多，就是我虽然很穷，但追求精致的生活，明明白白的穷，心情舒畅把钱用到最喜欢的地方上，还有“颜值控”、“性价比”，这都是很潮的概念，这个市场现在两亿人，所以我们消费升级不一定都是高大上的，还有大量的年轻人市场有巨大的潜力。    

戴小京：马行长果然是与时俱进，知道G时代，知道精致穷，我估计他也知道肖战。下面我们请何副主席。

何迪：马行长讲大问题，我讲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去年年会上，瑞银证券成为首家外资控股51%的本土证券公司，当时我就讲了，金融开放是有利于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建设的，一年多过去了，上个月JP摩根被批准成为新一批的外资控股的本土证券公司，距习主席去年在博鳌宣布的开放新政已经过去一年半了，我讲一下政府金融新政方面应该做出哪些梳理和改革，这也将是利用金融开放促进国内改革的应有之义。

第一，要拿出当年进入WTO时候的决心和行动。当年为了进入WTO，专门有个班子，由各部委组成，清理了将近1000条与WTO原则相抵触，或者不相符的法律法规、行政条文，在几年之内进行了废止或者修订。同样，在金融开放新政宣布以后，我们的监管体系也应该从问题导向出发，对过去30年的政策法规进行系统的梳理，按照轻重缓急来修订或者废止与金融开放新政相违的条例，这也是监管部门进一步改革的应有之义。

谈个具体的例子，比如外资申请进入中国，成为本土资源公司控股，中国的法律法规要求全球性的外资公司三年之内在全球各地不能有重大违规，如果有违规，必须由当地的监管部门出具证明。全球性的公司每个月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诉讼，这就使得外资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成为了一个很难操作的条例，实际上都是通过一种变通办法进来的，这个条例是需要修改的。瑞银谈判谈了有两年，真正交表到批准用了7个月。

比如高管的任命，外资银行经常各个银行中间挖角，任命高管要经过当地的监管机构资格审查，不但要资格考试，还要原单位出具没有违规、没有违法，或者三年以上的高管的资历。我们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接我的总经理是从另外一个外资银行过来的，他跳了槽要让老东家给他出具证明实在太难了，就为了这个事，他的任命用了9个月。今年我们又有个新的总经理，因为原来的总经理要成为董事长，又做了7个月。人事任命的问题，在一个国际性大机构里是很常见的，我们的监管审核各方面，实际不是那么有效的，是需要进行改进的。

第二，为了金融开放新政，监管机构要根据新的形势进行一些新的创新，或者用一些新的管理办法来适应新的形势。举个例子，以瑞银做例子，证券公司都有个行业的系统性评级，根据评级来允许哪些业务，由于我们评级中间非常重要的指标资本金大小，所有外资进入到中国，不仅瑞银，包括JP摩根、高盛，资本金都非常小的，相当于本土中小型证券公司，如果用这个衡量，给它一个评级标准，很多业务都不能做。比如我们最擅长的，高风险的能够进行内部风控，有合规程序的做衍生产品的业务，因为评级的调整，由于我们资本金的影响，两年都不能开展这个业务。我们跟监管当局说，你放我们进来是要让我们发挥作用的，但实际的条例是我们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而且我们提出一些办法，是不是增持，加大资本金，但其他股东又怕摊薄，即便他们同意摊薄，我们又超过了51%的标准，又要政府批准，政府又不允许，所以卡在那儿了。然后我们说有没有可能创新，用母公司的信用保证防范风险。这些东西是需要创新的。

中国的监管是分业监管，瑞银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金融集团，在中国已经注册了六个独立的法人工资，以开展它的证券业务、资产管理业务、财富管理业务，还有后台方案解决，一共有1200人，根据分业监管的要求，每一个法人机构都有前中后台，有很大一部分不产生效益的，合规、法律、IT等等行业的管理，瑞银尽管有那么多投入，在全球范围内，在中国市场高成本低收入。所以，我们建议监管机构是否针对这样的情况，其他国际银行都有三到四个不同的分理机构，能不能让它的后台共享，哪怕是IT，能不能有个金融控股的模式进行试点？这些都是需要创新的。

中国金融开放，实际上是中国深化改革的重要一环，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我也想仅仅举这一两年的例子，一起QFII额度放宽了，原来瑞银是3亿美金的额度，十几年下来，额度已经达到27亿，现在当然取消了。我们积累的资产是50亿美金（在中国A股市场上）。

另外，沪港通、深港通成立以来，北上的外资进入中国的情况是非常踊跃的，截止到11月底，最新的一轮统计，北上的交易金额已经达到176亿美金，占A股成交额中间的21%，其中瑞银达到了20%，目前在外资银行是名列第一的。

在今天中美贸易摩擦的情况下，金融脱钩是其中重要一环，金融开放最新的功能，就是更紧密的和国际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挂钩，这不仅仅是应对美国的脱钩压力，更重要的是引进技术管理及产品，通过更高层次的市场竞争，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公正、透明、有效、国际化的中国资本市场，更大规模的外资的流入进入中国市场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

戴小京：谢谢何主席，谈到金融开放不能开而不放，具体的法规条例还得通过修订真正跟国际接轨。下面请王沅老师。

王沅：我讲一下中国对外投资的这些年的变化，因为这个章节谈的是投资新变局。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投资的方式、主体、资金的流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80年代，我们跟外贸外资有关的基本政策是出口推动，进口替代，当时我们是一个外汇短缺的国家，当时最主要的是创造外汇，节省外汇，增大外汇储备。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么多年的经济增长，包括中国参加了WTO，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实际上已经非常深度的融入了世界经济体，不仅仅是贸易，其实贸易跟投资永远是很难分开的。比如从外面来，我们叫国外的直接投资，现在我们往外投，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包括国际上大智库的报告，都说明中国在2015年到2018年之间，这两个方向的投资都是处于世界第二位的。中国作为最主要的一个接受国和向外投资的经济主体，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也是一个国际贸易的大国，投资每年的增长是很快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投资的增长在习主席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前，投资已经发生了，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又贴上了一个很中国的，甚至很政治的标签，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议论。但从经济学的角度，从金融从业人员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并不是说有了一个什么口号，或者有了什么倡议，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在中国，对外投资里面有几个非常明显，投入基础设施的比较多，就是所谓的互联互通。然后是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走出去的也很多，制造业一个特点：一是接近于它的原材料的产地，二是接近于它的消费市场。这也都是很自然的过程，就像八、九十年代外国到中国来投资，也是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接近中国的消费市场，因为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后，走的是同一种模式的道路，只不过方向是反的而已。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贸易国，我们经常用大家所说的行话，两头在外的经济，我们生产的东西，市场在外，但我们需要的原材料和能源，也是从外面进来的，所以中国参与对外投资，更加巩固发现你的市场，这也是势在必行的过程，所以中国的对外投资这几年增长是很快的。我原来在国家开发银行，在2004年之前，开发银行的业务85%以上是国内的，只有百分之十几是国际业务，百分之十几的国际业务，大部分都是我们到外面去融资，后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加大了，我们自己的经济活动在外头也多了，所以银行跟着我们自己的客户出去投资的活动也就增加了，而且外汇储备，像国家开发银行，也不怎么到国际市场去举债了，因为自己的外汇储备很多，如果需要外汇周转，可以到外管局用人民币资金去换汇，所以整个融资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投资的流向，从地域的分布来看，中国到外面投资的流向，邻近国家是比较多的，比如西边的中亚、俄罗斯，南边的东盟国家。从地域的分配就能看出来，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中国的投资就多，贸易比较薄弱的国家，中国直接投资的就少。新兴经济体的国家比较多，发达国家比较少，比如中国跟美国的贸易关系，我们出口一些制造出来的商品，买进来有很多都是高技术，这些高技术的地方不怎么需要中国投资。能源或者原材料的大国跟中国的投资联系比较密切，最典型的是澳大利亚、南非、巴西，是中国投资很主要的集中地。

网上说中国的很多投资都是国家行为，我说是把很多不同方式的资金流动都混为一谈，比如哪个国家经济发达了，可能有一些国家的对外援助，比如中国对非洲的对外援助，修学校、医院、图书馆、体育馆，这些不是一种商业行为，也不是非常大规模可持续的投资，只是一个外交上的方式，从数量上可以忽略不计。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国家的优惠贷款，这部分也是微乎其微。比如在中亚修一条中亚两个国家（塔吉克斯坦通过乌兹别克斯坦），优贷的数量几乎修不出去塔吉克斯坦，所以让银行加入，由政府的优贷，也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这样对借款国也有好处。周小川做央行行长的时候，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峰会的论坛上提出一个原则：一是要用开发性金融的方式在新兴经济体当中找到融资的项目。开发性金融并不是只是开发银行，其实开发性金融机构很多，比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金砖银行，而且商业金融机构也可以用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方式进行融资。二是融资的项目财务上要可持续。

我的结论是，中国对外投资也是个新手，但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应该尊重市场，而且要配合企业，因为企业到外面的判断还是很对的，尤其金融机构在融资的时候，要配合企业做市场的判断，告诉到国别风险、地区风险。

谢谢大家！

张红力：我认为投资能力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投资本身并不是把钱投出去，投、管、出，在PE行业，投占三分，管理占七分，所以投资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投资活动也不仅仅是投资活动本身，是分析能力，比如对新趋势的判断，是监管框架的判断和建立、分析。是整个大趋势的把握过程，所以投资活动和投资能力的建设，应该上升到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方面进行探讨。

投资活动必将随着进一步全球化而全球化，当前全球化遇到了一些阻力，无论是贸易保护主义，还是民粹主义，以及贸易冲突。但是，我觉得全球化大的趋势是肯定不会变的，随着信息革命、科技革命，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信息传播非常快、非常高效，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和信息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少，但大的贸易和大的投资活动将会促进全球化，我们投资活动也必将全球化，这也是与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在“一带一路”当中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大家共同发展。

同时全球化和投资活动的全球化，也使资源配置国际化，我们衡量一个国家GDP是一个方面，但很多是GNP，我们现在的GNP远远小小GDP，希望我们的GNP更大，这样才体现出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实力。

现在投资确实很难，充满着不确定性，过去两天我们听了这么多专家对国际经济形势、地缘政治形势、中美贸易冲突等方面做出了非常好的判断，我就不一一述说了。确实这个世界非常不太平，难民问题、宗教问题、区域性的战争问题、地缘政治，包括文明方面的问题，王蒙老师跟我们讲的文化和文明方面的问题，确实值得很多方面的思考。但同时，使我们感到了确实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不确定的因素这么多的情况下，怎么样做好投资，这是每一个投资人需要思考的问题。这种不确定性在短期和中期将可持续的存在，而且这种不确定性，将会给投资和投资后的管理带来极大的挑战，而且很多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

怎么样做好投资呢？固守本源，不忘初心，对不同的行业，对不同的产业，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分析和研究工作至关重要，对整个监管框架，对公司治理，各方面的长期发展都至关重要，这里面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有很多新的东西出来，几年一热然后慢慢就走了，所以说不忘初心，回守本源。之前共享经济非常活，结果现在都出现了问题，反而基础设施、大健康、大环保、大消费等，跟民生息息相关的东西反而更好，高科技、5G、互联网、区块链等等，都在引领着我们社会进步，所以分析能力至关重要。

合作，不管是外资也好，民营也好，国企也好，在这么复杂的投资环境下，要想取得成功，大家精诚合作，对问题进行分享。同时，对投资进行评估尽调，核心还是要稳健审慎，做好投后管理。

William PURPURA：特别高兴看到大家，也特别高兴回到三亚，我特别喜欢听，关于中国海外的投资可以从两个视角看，正如很多发言人讨论的，做投资的时候必须要进行价值型的投资，要做尽职调查。我们认为能源是有很大潜力的，在能源市场可能有90亿的投资市场来自中国企业，中石油投资了40亿美元到俄罗斯，中国在能源方面胃口是特别大的，包括地球勘探方面。现在有能源绿色转型的发展，但对于石油还是有巨大需求的，大约有10亿美元的投资机会是在伊拉克的石油领域中，我们需要评估一下对石油能源方面的需求。

尽管现在有这么多政治和贸易的冲突，但有非常多的例子，比如中国政府、央行、上海黄金交易所，我是特别喜欢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作为该交易所的顾问，工作了七年，我推动了纽约的交易所和上海交易所进行合作，讨论了进行期货的交易，我感到特别高兴，后来达成了共识，在历史上第一次达成了共识。中国的产品、中国的现货黄金在纽约的平台上进行交易，可以进行套利，可以帮助中国建立更大的市场流动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本土的对标，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可以参考，除了伦敦和纽约之外，还有中国，中国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期货市场，两国交易所的合作真的非常好，这能够展示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也有个人投资的机会，我们的方式是创建母基金，有人让我做黄金的母基金，可以有固收和股票的分散，我所面临的挑战是中国关于黄金的政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生产国，也是世界上黄金最大的购买国，但这些黄金都是放在国内的，中国的黄金是不能出口的，要进口黄金到中国，可能只有15个实体有配额，他们控制着黄金到中国的进口，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我们现在要组建一个黄金的母基金面临挑战，是否可以做一个证券额，如果赎回，没有黄金可以赎回，这也是涉及到资本流的。当我在中国建立外资控股公司，新加坡公司和纽约公司的子公司，要管理现金流是非常难的，而且把资本移出去也是特别难的，现在有资本流的控制，这样会吸引更多投资者到中国来投资，还有一些实体依赖外国的合作伙伴和外国子公司的。

戴小京：谢谢William PURPURA。各位嘉宾说的都很重要，可能还有很多话，时间短来不及说完。但我想利用我的特权给各位嘉宾延长一点时间。

马蔚华：今年最大的利好就是金融开放，根据我的实践，第一，跟高手过招有利于培养我们自己。第二，开放促改革，将来混业经营指日可待。第三，市场双向开放。

另外，走出去还要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坚持影响力投资，要推动新的商业文明，这样我们才能受欢迎。    

何迪：贯彻金融改革开放新政，监管体系与规则的改革是应有之义，现在我们都讲制度之争，贸易摩擦背后是制度的安排，我们过去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跟国际接轨，现在在制度之争之下，怎么更好的完善改革，健全我们的监管体系，是我们下一步的重头戏。

王沅：我特别同意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开放是双向的，我们既要对全世界开放，也要走出去，但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形势里，而且特朗普对现在的贸易体制持否定态度，但中国一直坚持多边原则，实际上是WTO的基本原则，无论是请进来还是走出去，都是适用的。所以，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和透明度原则，在哪儿这个都不会过时。

张红力：中国人其实没有走出去的基因，我们的老总祖宗走的也不是太多，现在世界上说英语的、说西班牙语的国家远远大于英国、西班牙本土，中国过去走出去，几百年下来，都是非常悲壮的历史，很多英文单词，例如上海，其实是“伤害”，包括有一些当地国家的餐厅名。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华民族第一次能够穿着西服腰板挺着走出去，通过我们的技巧，通过我们的产业，通过我们的工业，通过我们的贸易，我唯一想说的是，我们要本着一颗包容之心，我们会犯很多错误，但希望大家能够包容。

William PURPURA：我想简要分享几句我的观点，我感到特别高兴，监管的话题被谈到，监管也是我们关注的问题，在2015年股市变化之后，我们知道中国的监管有哪些变化，确实有一些监管机构出台了一些特别严格的措施，影响到了商品贸易，进入到中国的外资公司需要适应中国的监管环境，需要对中国的监管环境感到自如、舒适，所以监管体制对这些外国公司来说很重要，对于证监会和其他的机构来说，也需要了解人们对监管体制的关注。有这样一个词，叫“监管套利”，人们会去那些自己感到有更好待遇的地方，投资也是如此。

戴小京：谢谢大家！

本文来源投资界，作者：yorke，原文：https://news.pedaily.cn/201912/44932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