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巨变,中国有数!

爆发在数字化时代的疫情,成为数字治理的一场极端压力测试。人类社会与新冠病毒数月的交锋,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数字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2020-03-14 08:39 · 华商韬略  徐艳丽   
   

2003年1月31日,广州荔湾区海鲜市场档口老板周作芬因持续高烧被送到中山二院。4天后,所有接触过他的救护车司机、担架工和放射科主任等30多名医务人员全部患上“非典”。

周作芬被紧急隔离。由于缺乏密切接触者追踪手段,这位“超级传播者”来医院前接触过谁、如何找到他们、他们又去了哪儿接触了谁,犹如大海捞针。

时间一天天过去,最终130多人因他染病、3人病逝,次生病毒传播者大爆发,整个医院陷入瘫痪。

在没有技术追踪、没有感染者定位、没有病毒溯源工具的2003年,“非典”在广东、香港、新加坡等地借助20%的传播者传染了80%的健康人。全民防疫要靠黑板报和口口相传,成千上万社区人员挨家挨户敲门填报表,基层发现病例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至少已过去5天。

在没有生鲜电商,没有在线办公软件,没有数字物流网络的2003年,哪怕是在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对病毒心怀恐惧的人们仍不可避免的要走出大门,邮局和菜市场是百姓日常生计中不能缺少的那一部分。

2015年,马云在演讲中说,DT(数字)时代,人类向疾病、向贫困、向环境恶化问题发起挑战时,拥有的巨大武器就是计算机,就是云计算、数据分析和应用的能力。

5年后,这个预言被一场至暗之疫所验证。

当新冠疫情不期而至,数字化治理成为疫情防控给社会治理带来的最大启示。

一码通行,数字治理下沉的标志

2016年6月,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竞选刷屏的信息中夹杂着两条看似不起眼的新闻。

一条是浙江上线“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开放68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资源,打造“云上浙江”数字政府,利用云计算技术跨层级整合40多个部门。

另一条是阿里推出第三方追溯平台“码上放心”,全国97%的疫苗,从生产、配送到各地疾控中心,再到接种单位,一码贯穿;这是公开报道中首个在公共卫生领域打通全链条数据的追溯工具。

2016年,是美国发布全球首份人工智能战略计划书、谷歌微软等科技巨头加紧吞噬全球云计算市场的一年,同时也是中国“十三五”开局之年。这一年,国务院三次下发文件推进“互联网+政务”和国家信息化建设,数字政府、数字中国目标写入“十三五规划”。

国家意志在引领,国内大企业在探路,但无灾无害之年,一个能实现全链路追溯的“码上放心”,一个打通在线政务协同的“云上浙江”,似乎显不出几分特别意义。

四年之后,这一个码、一张网,陡然价值凸显。

新冠肺炎爆发前,浙江一直是全国数字政务、智能化建设跑得最快的省份之一。仅浙江云办公平台“浙里办”APP及其支付宝程序,总注册用户已达3000万人,也就是每两名浙江人就有一位使用“浙里办”。

疫情期间同样居家隔离的情况下,有些地区政府无纸化办公服务跟不上,而浙江人民足不出户,就能一键式办理工商缴税、刷脸提取公积金等130多项热门政务。

2月11日,浙江联合阿里推出线上复工程序和“健康码”,杭州率先试行。

起于杭州余杭区的健康码,是疫情期间实用性最强、覆盖最广、传播速度最快的数字化工具,也是数字治理在此次公共危机治理中最大的奇点事件。

据后台统计,杭州健康码上线第一天共有超过1000万市民、返岗工人申领。截至3月5日,全国超200座城市应用健康码,覆盖公交地铁、社区、写字楼、商场、机场等十大场景。

一个码解决了中国1/3城市、数亿人的健康信息申报问题,这背后的数字化能量和治理效率令人震惊。此中的技术逻辑,杭州市委副书记张仲灿在接受白岩松采访时,曾解释过个人通过健康码上报信息实现的三个治理维度:

一个是空间维度,对个人公开行动轨迹的定位可以精确到乡镇(街道);第二个是时间维度,追溯某人去过疫区的次数以及时间长短;第三个是人际关系维度,确认本人是否与确诊病例或其密切接触人员有过密切接触。

在个人对信息主动申报的基础上,管理者只要查验红黄绿三色码,就能判断持码人员可通行还是需隔离。

一码管理、一线联通、一号申请、一网通办、一库共享、一体运行。这就是疫情期间一个个数字中台工具以事半功万倍的技术效率,促进社会治理模式急速数字化转型的缩影。

涉疫追踪上,掌握庞大通信数据的三大运营商向用户开源查询,用户授权后,运营商可向用户提供近30天漫游信息,迅速锁定你曾到过的地区,排查是否去过疫情重灾区。

物资调配上,由浙江省主导、支付宝利用蚂蚁区块链技术实现对救援物资需求、供给、运输等环节信息在线审核并上链存证,经菜鸟绿色通道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截至3月初,菜鸟已将来自中国大陆和全球38个国家与地区的3750万只口罩、175万件防护服运往武汉。

当社会运行和传统治理手段受制于时空制约,数字工具帮助政府承担了救援、采购、资源分配等多层面任务,解决了跨越数千公里、数以亿计人口的防疫把关。

而这,只是数字技术重塑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一个剖面。

口罩销售,数字治理的比对优势

如果说“健康码”在短时间内迅速覆盖200座城市,成为数字治理技术下沉的标志,那么口罩在线上线下迥异的销售状况,更加凸显了数字治理的优势。

在经历了2003年“非典”之后,电子商务在17年里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也初步构建了数字化的平台治理体系。

不期而至的疫情恰恰是对平台数字治理能力的一场极端压力测试。

没有人会想到,口罩会在2020年年初成为最抢手的商品。海量的需求涌入电商平台,让这个日常冷门的产品,在疫情爆发的几天内卖出了几年的销量。

商家库存被扫光、工厂产能跟不上、物流因疫情受限,还有假冒伪劣产品可能趁机流入……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在疫情初期为电商平台带来巨大的治理压力。

在传统销售场景下,根本无法想象更无法应对这样的压力。

有的淘宝店单日销售额上涨了18000倍,一天卖出了9000万元的口罩,需要动态核验发货能力;有商家白天刚刚联系好4家供货工厂,晚上就接到所有库存被征用的通知,几十万订单无法履约;还有人在疫情期间兴风作浪,不断“换马甲”试图兜售假冒伪劣产品。

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治理依靠的是数据、逻辑和人工智能算法。口罩在以往属于小众商品,可供数字化治理的信息其实并不丰富。

电商平台多年沉淀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在应对口罩销售管控方面,体现了“即插即用”的基础设施属性。

让好人一路绿灯,让坏人寸步难行,这是通过数字化治理手段优化营商环境的基本逻辑:借助人工智能模型,评估筛选正品货源充足且服务能力强的商家,让他们优先发布口罩类商品;

对涉嫌销售假冒伪劣口罩的商家,平台处罚后会直接拉入黑名单,用技术手段杜绝他们“换马甲”继续作恶的可能。

截至目前,从各地公开的非法制售口罩等防护用品的情况来看,这些案件绝大部分集中在线下销售渠道和微商、朋友圈等缺少管控的领域。

口罩生产大省河南省一个月内通报了16起疫情期间假货案件及消费提醒,其中通过微商、朋友圈售卖假口罩的共11起,占比近70%。

相较之下,数字化治理程度较高的电商平台,在口罩等防疫物资的销售管控方面,经历了短暂的适应后很快找到了“章法”。

自1月下旬起,阿里安全就已对口罩等类目商品加强资质审查,利用算法技术和长期积累的知识产权保护经验,对不实宣传、滥发商品、疑似假冒伪劣等行为均从重从严从快处理,从限流、屏蔽、下架相关商品,到直接永久关闭问题店铺。

仅在疫情初期,阿里安全拦截、删除了可疑问题口罩链接超过57万个,对外公示永久清退15家涉嫌销售问题口罩店铺。

有别于传统治理场景的是,数字治理不但对“扶优劣汰”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还具备“越练越强”的自我进化能力。

1月26日,在淘宝和闲鱼平台先后发生了多起针对售假卖家的“人机攻防”,主角是阿里安全风控大脑。

凌晨0点24分,一家销售净水机的店铺在淘宝平台违规发布口罩商品,商品链接刚上线2秒即被安全风控大脑命中,未有任何成交便因涉嫌售假被下架处理。

不死心的店主又换个了“马甲”,以个人卖家身份两次在闲鱼平台发布口罩商品,均因涉嫌售假被风控系统拦截。

数字治理基础设施,经受住了疫情带来的考验。

助农复产,疫情下的治理赋能

社会治理并不是狭义的管控、管理,数字治理更不是只解决眼前问题的“急救包”。

数字治理的无限扩展、无限集约、无界协同、无界触达的优势,在遭受冲击严重的国民经济复苏中,发挥了更直观的作用。

恒大研究院数据测算,仅春节7天,疫情已对餐饮行业造成5000亿元损失。中国畜牧业协会估算,截至2月12日国内家禽业累计损失达158.65亿元。

餐饮、零售、出行、地产、消费以及很容易被遗忘但受冲击巨大的农产品、养殖、小商品批发、建筑制造……各实体经济领域从业者,轻则滞销、亏损,重则生死一线。

疫情冲击了这些脆弱的生产堡垒。当年“非典”如何激发第一批互联网企业和电子商务惊雷中爆发,眼下的新冠肺炎就如何倒逼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20万线下新商家上线饿了么,超过4000家工厂、500个楼盘在淘宝“云复工”……2月27日,全球最大商贸集散中心义乌小商品“云开市”,当天涌入100万网友围观。

数字化平台释放了那些被疫情封印的商业能量,平台的治理规则为数字化复工复产打开了一路绿灯。

通过对开店流程和审核效率的优化,疫情期间在淘宝开店最快只需要5分钟。

2月以来,每天有超过3万经营者上淘宝开新店,淘宝成了中小企业数字化复工复产的首选平台。

最深刻的数字治理下沉发生在最难“连网”的农村。

疫情把线下农产品采购链切断了,在没有任何电商经验和标准化生产条件的田间地头,帮一个农民卖一筐水果,意味着从采购、包装、质检、物流到售后体系的全环节从零搭建。

抗疫期间,阿里等电商平台设立专项基金发起助农行动,但如何抓紧时效、精准施策、真正让数字治理手段持续转化三农库存,十分考验平台治理的下沉能力。

因为在紧急数字农业供应链搭建之初,各方就不得不考虑一个现实:采购员和品控员因疫情无法到现场验货,谁来保障货源的品质?

重庆奉节白帝镇,知名脐橙产区,疫情导致8000多户果农、2万亩熟果滞销,白帝镇黄连社区紧急求助阿里“爱心助农计划”。阿里距离奉节最近的一家天猫生鲜店铺发来采购意向。

在这片从没有任何数字供应链的脐橙产地,当地政府和平台联手建立“远程品控”模式,地方干部主动参与质检;天猫店加工厂集中进行清洗、分级、坏果筛选;平台根据消费者评价等指标进行品控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动态浮动调整商品展示的资源位置。

虽是助农项目,但平台在当地打通的是一条有货源可查、有质检保证、有反馈机制的完整数字销售链,不是一次性扶贫采购。

在白帝镇,每一笔发货的脐橙订单都有社区签章来保证品质;在山东日照海虹产区,每一箱经助农计划卖出的海鲜都能倒查出来自哪家渔民、哪条船、何时发货。

数字电商、数字销售理念在农村自上而下被接受和确立,而伸入农村的数字治理触角则破解了农产品质验、产销标准化等难题,这是比促销收入更有长远价值的基础设施和观念转变。

据阿里助农数据显示,包括白帝镇脐橙、海南哈密瓜等数百吨农产品上线一周迅速卖光,半月之内,1万多位农民学会淘宝直播,10万吨滞销农产品发货,5万亩农地被卖空。

田间菜农连上了麦,市长、县长走进直播间带货,数以万计的农村、农民融入数字社会网络,从国民经济中一个个孤点,变成一个个节点。

然而,对于广袤大地上的农民和农村社会来说,数字化的意义并不止于“连上”。

数字时代的治理,不是救济型的运动式包销,也不是搭起一张网任你自生自灭,而是通过平台规则和人工智能算法实现扶优劣汰,让好的商家有更好的资源,让无法通过考验的产品彻底出局。

社会治理,按下数字化加速键

从生产力与社会关系角度,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四次革命。

第一次是机械化革命,带来了小工厂主和初级分工社会。第二次是电气化革命,带来了流水线工人和劳动密集型社会。第三次是信息化革命,带来了互联网民和原子化社会。

人类每一次生产力大提升,必然伴随组织结构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解构和重塑。

我们正处在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科技等数字化技术,在指数级提升了人类社会产能和应对灾害能力的同时,也重塑了社会运行方式和国家治理方式。

数字技术是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必争之地,数字治理是国家现代化必备的软实力,这两个“必争”在21世纪中国两次重大疫情危机中被反复验证,也在国家层面和头部企业界形成共识。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数字地球”概念首次在西方提出之际,中国就已投入“数字城市”建设。过去20多年,国家先后发起“智慧城市”“智慧社会”倡导,直至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线下社会治理模式面临诸多难题的一个多月,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数字化按下了快进键。

2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上,中央强调“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

半个多月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再次强调,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近期,不少经济学者提出,为提振经济形势,有必要启动新一轮基础建设。但区别于以往的物理基建,此次国家为新基建定向的7大领域中,包括5G建设、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四大领域,皆直接与数字化建设密切关联。

疫情中上升为社会治理基础设施的数字技术,已成为刺激下一轮经济转型的新基建重头戏。

潮涌波动,互联网科技巨头早已抢占、跟进。

3月6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与杭州余杭区签订一系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张勇提出,数字化一定是未来社会治理的必经之路,目前数字化基建正在蓬勃展开。

4天后,蚂蚁金服CEO胡晓明在支付宝合作伙伴大会上宣布一项大工程:未来三年将携手5万服务商,帮4000万服务业商家完成数字化升级。支付宝要成为服务业数字化的“新基建”。

谁都不能错过数字基建的黄金五年、十年。

从数字零售、数字农业、数字医疗到数字政务、数字城市,经此次疫情催熟、由新基建加码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后疫情时代引发巨头林动。

2015年写入“十三五”规划的国家数字化战略,或将在2020年初这场数字抗疫的激发之下、在国家战略指导下、在平台型大企业的技术协同推动之下,加速催化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进程。

可以预见,疫情之后加速崛起的,不仅仅是人们目光所及的在线办公、生鲜电商等垂直行业,整个社会治理都将进入一个全链条、全方位、全周期的数字化新常态。

爆发在数字化时代的疫情,成为数字治理的一场极端压力测试。人类社会与新冠病毒数月的交锋,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数字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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