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利空间缩小，创新越来越贵，中国互联网从996中撤退

内卷，更底层的逻辑在于，套利空间缩小，创新越来越难，也越来越“贵”。

市声喧哗，时代的命门潜藏其下。

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结束的时候，我们斗胆选取一两个关键词，洞观世相。最终，下沉和内卷被选中。

不止于记录，亦非多添谈资。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和更宽的历史语境里，它还试图阐明：喧哗市声从何而来，向何处去，对商业和个人有着何种影响。

下沉，互联网开疆拓土的新领地，也是创业和投资的热门话题。但这个单向度的词，带着浓郁的功利和精英主义色彩，多少遮蔽了观察真实世界的视角广度和可靠性。在它的B面，低收入、低教育水平和偏远地区群体触网进城，一切都在被新生的“多数”和“主流”重塑或抹平。

内卷原本是个学术词语，却在2020年4月出奇地爆红，还被魔幻般演绎和创作。不过，众声喧哗均指向一点，即边际回报下降，存量竞争加剧。更底层的逻辑在于，套利空间缩小，创新越来越难，也越来越“贵”。不少人认为应该创新破局，其实真正的破局之道是“知难而退”。

不论是下沉，还是内卷，不仅影响社会和商业进程，还会直接波及身居其中的个人。人们总是以为，他们站在历史的关口创造了历史，但其实只是被历史推着往前走。历史不会重来，但总押着相同的韵脚。

这是亿邦动力的第二篇年终观察，关键词是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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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中国正在从疫情的冲击之中缓慢复苏，“内卷”却在互联网上出奇爆红。一个学术词语进入大众语境，还被魔幻般演绎与创作，甚至演变为时代的流行情绪，这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从纵深视角来看，内卷或许是洞察当下中国社会与商业变化的一个小切口。对某些行业和个人来说，它也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分水岭。

大多数以“内卷”为主题的文章，都乐意提到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并把内卷的含义追溯到他的一项研究。

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克利福德·格尔兹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做田野调查，发现当地把持续增长的劳动力投入有限的稻田，水稻生产更加精细化，但无实质性的改进，比如农业技术进步或发展新兴产业。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内卷化（involution），又译为过密化，通俗地称为“稳定地维持”。

在克利福德·格尔兹的语境里，内卷指的是没有质的飞跃，但有量的增长，甚至出现有限的发展。当下人们对996工作制和互联网存量竞争的情绪，并非指向“稳定地维持”，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消耗，它没有带来真正的利益与进步。

眼下的现状与大众情绪，多少有些像社会学家黄宗智笔下近代长三角地区的农业：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越来越高的劳动投入和越来越低的边际回报，从而形成一个比较顽固的封闭体系。这是黄宗智对内卷概念的一次修正，也是最接近今天人们广泛使用的概括。

黄宗智曾说，中国是一个以相对可用资源而言人口密度极高的国家，众多领域都会呈现类似的内卷现象。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国经历过不同的内卷：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农业经历了漫长的内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工商业出现内卷；现在，代表着高科技的互联网行业，似乎也内卷了。

不论是漫长时期的农业，还是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入催生的工商业，多数从业者在身份上并不属于二元体制下的城市，至少是一二线城市。与此前不同，互联网从业者多数是社会精英，或者即将跻身其中，有着完全不同的预期和社会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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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从海外引进新的互联网技术和模式，以快速增长建立合法性，绕过现有体制、产业和商业势力约束，攫取巨大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新技术进入信息领域，催生百度、今日头条和微信公众号等内容平台；进入视听节目，催生抖音、快手、B站等视频平台；进入金融领域，催生支付平台和金融科技公司。

与此同时，海归人才和跨国公司也把硅谷的创业精神和文化带到中国。硅谷的部分精神给养源自清教徒文化，它鼓励人们努力工作，为理想的社会和伟大的事业奋斗不息。

这种创新精神和奋斗文化，正好契合中国新兴的白领阶层。中国城市化不断加速，高校不断扩招，大量三四五六线城市及农村人口进入一二线城市，形成数量庞大的新白领。他们多数是大学毕业后进入职场的青年，有出人头地和扎根一二线城市的强烈愿望。

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接纳了这些“移民”，不仅让他们安放理想，而且还给予高额回报。例如，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造就的百万富翁超万人，许多软件工程师、销售人员等成为这场IPO盛宴的获益者；2018年7月小米上市，前1000号员工身价过千万，前5500号员工收益不菲。

过去十年，我采访和调研了数百家互联网创业公司。每到一家，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一天的工作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实际工作时间有多长？得到的答案惊人一致：手上的活儿干完就可以走。

2018年夏天，我在上海认识了非洲喀麦隆青年塞福（Rolland Safort）。塞福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没有回国，也没有去跨国公司，而是加入中国的互联网创业公司。他以前在法国、加拿大、美国和意大利等地打工和实习，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的强度超过中国，包括加班文化盛行的硅谷。

大规模的劳动力，高强度的劳动投入，迅速做大一家互联网公司，个人和组织均能从中获得丰厚回报。多年来，中国互联网像水银一般浸入国民经济各行各业，以这种模式迅速赶超美国，形成独特的竞争力。

不过现在，中 美之间技术和模式逐步趋同，互联网巨头的流量格局也趋于稳定。截至2020年6月，中国网民9.40亿，互联网普及率67.0%，增速大幅放缓。而新增流量主要取决于新人口、老年群体和偏远山区，虽有很大潜力，但较之前属于鸡肋。

一切与流量相关的生意，几乎无法绕开微信、淘宝、抖音和快手等流量巨头。主战场转向存量世界，速度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竞争一方面996，另一方只能007。但问题是，从996到007，输出和效率的提升有多少呢？

中国互联网很难再出现大规模的造富浪潮，加入创业公司等待上市套现的机会少了。随着一线城市生活成本和房价快速上升，人们的实际购买力其实下降了。劳动强度没有变化，甚至有所加强，而收益和机会却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内卷的概括，自然会引起从业者感同身受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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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眼下的现状与大众情绪，不少人认为破局之道是创新。创新和技术进步是提高生产率的根本办法，也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就短期而言，这并不是一个有价值的建议。

内卷所描述的，正是一个封闭系统内部无法创新，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这样的建议，至少忽视了创新从何而来、向何处去。当下人们对内卷的共鸣，不止于大众情绪，它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古拉斯·布鲁姆（Nicholas Bloom）等人的研究表明，2005年以来全球创新变得越来越难，也越来越“贵”。

互联网繁荣的基础是摩尔定律，即每过18个月，集成电路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增加一倍。尼古拉斯·布鲁姆等人用英特尔、摩托罗拉、德州仪器、三星等20多家芯片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为了维持摩尔定律，今天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员比20世纪70年代初期多了18倍，这相当于科研效率以每年7％的速度在下降。

芯片并不是孤例。尼古拉斯·布鲁姆等人还研究了医疗、农业、教育、工业制造等行业的情况，发现创新和科研效率下降是普遍现象。不断提高的成本会蚕食创新的收益，摩尔定律也会消失，这就是全球层面的内卷。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贸然投入资源做创新和研发，有可能血本无归。

从更宽广的历史视角来看，人类打破内卷有赖三种力量，即新技术、新市场和新思想。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打破内卷靠全球技术和思想转移，辅以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一旦这种套利空间结束，就需要自由市场提供的竞争性激烈，进行自主创新。

不过在大趋势面前，个人和企业很难通过创新突破内卷，尤其是基础技术和科研的创新。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个人和企业的理性做法是退出——退出恶性竞争，退出边际回报迅速下降的行业和领域，退出内卷的职场，进入新的领地。

回顾历史，中国互联网一直在重复风口起落的简单过程，激烈的竞争多数时候是流量的竞争、速度的争夺和同质化的比拼。现在内卷加剧，理性的做法是退出，或者将竞争引入更深层面。

在企业内部，破局内卷，不少企业可能将目光转移到设计、产品、运营等方面，持续不断地精进，进入克利福德·格尔兹所说的“稳定地维持”；另外一些则转换赛道，进入投入回报率比较高的行业，所谓“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从人的角度来看，内卷意味着同质化劳动力的过剩，而且这些同质化劳动力无法跨越边界，进入新的领域。这是历史的教训，对当下的从业者来说也是一种警告，不管是知难而退，进入新的领域，还是知难而进，继续精进，都需通过教育和学习，提升人力资本。

劳动力的同质化，既有教育体系的问题，也有个人接收同质化信息的原因。提到学习，很多人误把资讯和网文当干货和知识，每天认真学习总结归纳，以期凝练认知。就像《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讲的，二手知识不是拯救知识贫乏的神药。

创新创意走向低潮，或许只是暂时的。在所有内卷被突破的前夜，总是有一部分人在关注和思考未来。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和80年代的沿海工厂，都出现内卷和过剩的劳动力，身处其中的人们开始寻找出路，一部分人开始系统地学习知识，进入学校。

很快历史进入分水岭，新兴行业和机会快速崛起，劳动力大量涌入新领域，一部分人成为社会精英，而更多的人成为廉价劳动力，支撑行业快速发展。多年以后，新兴行业变老衰退，同样的故事再次发生，同质化的廉价劳动力重新遭遇内卷。

在追逐时代风尚的媒体，人们乐于叙述成功，记录高光时刻，却很少关注内卷之下的群体及其生存状态。如今，掌握话语的一代内卷人群引发关注，表明一个时代正在过去。接下来，人们在等待一场全新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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