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五点,随着一声声"哗啦"的刺耳拖车声,马路上的宁静被划破,广州十三行的一天被唤醒。
这些拖车的主人,是去十三行赶活的。
广州十三行前生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后,这里已经成了全国知名的服装贸易市场之一,和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瓜分了服饰电商的半个江山。
作为半个江山的重要组成,这里也有自己的运行规则:
每天早上5、6点,大量的店铺开始营业,来自全国各地、操着各种口音的商业来“拿货"。
这一时间段营业的店铺不做零售,对拿货量有要求,比如"一手"(齐码,各1件)、“打包”(齐色齐码,各5件)。
如果货太多,选完款式、付完款之后,店家会开给买家一张“拿货单”,上面会有店铺(提货点)的位置、标注好款式、件数、码数之后,再由买家去大楼外找个有拖车的“公仔(包工,就是搬货工)”,对方会按照上面的信息去取货,一包10元钱。
随后这些货物,将随着订单,被不同卖家卖到全国各地,逐渐构成了十三行的服装商贸帝国。
而在这个服装帝国里,女装最为著名。“网批”(网络批发)旺盛时,无数网红在这里找款、一件代售,通过赚女人钱的方式一夜暴富,档口租金随之高涨,成就了一个个档口传奇。
而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就是这群支撑起十三行的女人和她们的江湖。
“这里的女人都不简单,有钱、漂亮、能干。”
刘青竖起了自己的大拇指,这是她在十三行的干了3年搬运工后,对十三行的看法。
换做3年前,刘青不这么认为。彼时41岁的刘青刚送一双儿女进入大学,从河南老家随老公来到广州十三行做搬运工,搬运一包货,可以赚10块钱,夫妻两一天最多能赚300元。
虽然接受过“女人靠自己才是女王”的成功语录轰炸,也经常转发许多靠自己的心灵鸡汤,但从河南农村走出来的刘青骨子里认为,“女性要持家的,怎么能这么强势呢?”
她的不理解在*次进入新中国大厦时达到顶峰。
新中国大厦是“十三行”片区最有名的一栋写字楼,由地下5层、地上43层组成,其中其中负二至地面三层为档口形式出租,是中国最为知名的女装批发市场之一。
“知名”也如实的反映在了大厦的租金上。
据附近沿街档口的老板介绍,新中国大厦最旺的档口楼层,一个月光租金就超过40万,时间就是金钱被阐述的淋漓尽致,那句“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在这里得以体现。
在刘青目及之处,都是“店里女人说了算,男人们蹲在一旁打下手”的场景:店里的女人开单后,扭头一喊,或者在手机上输入一条信息,不一会就有一个男人拿着塑封包装的衣服出现,全程没有感谢和多余语言。
比刘青早来一年的搬运工王红见怪不怪,她“开导”刘青说,“别人和我们不一样,人家都是大老板,不用我们操心。”
随后王红靠着扁担,充满羡慕的看着眼前的新中国大厦说,“要是以后能在里面盘个档口,那日子就好过了,至于男不男人,那重要吗?”
王红喜欢这里女人的霸气。
店里面守着的多是女老板或者做了许多年的女人,她们熟稔的用行业黑话,“老板,在哪儿做?一手还是打包?”,三言两语就将客人的底摸透。
她们也会大方的将衣服从架子上拽出,拿在自己身上比划,自信的说,“我家衣服*没问题”,甚至还会果断拒绝一些“看起来不划算”的上门生意。
还有一些老板架势十足的女人,她们会拿着衣服对前来兼职做促销的男店员说,“如果卖不完货,就扣钱”,这也让王红*次看到正儿八经的大女人姿态。
如今3年过去,刘青和当初的王红一样,见怪不怪了。
在这3年,伴随着电商和直播的兴起,十三行开始了一轮的造富活动。
在这轮造富活动里,不缺乏女性致富的神话。
比如单枪匹马从韩国过来做网红的老板娘,一年收入上千万;有眼光毒辣的小妹,回头客络绎不绝,3年就买上房和车的;也有网店老板,靠着这里拿货,开出几家分店,每天走上千包货的。
也是这3年,刘青摸清楚了十三行的规则。
在十三行,所有的店铺都被称为档口,大部分档口都是主营女装的夫妻店,在这里能盘下一个档口造富,40万租金只是最基础的标准。
想要在这个服装批发市场活下来,还需要有自己的设计师扒款(借鉴设计做原创版型)、然后去找工厂生产,遇到热门的款时候,还需要砸钱预定生产线,动辄需要数千万的资金。
如果没有钱,在这些围绕女性的暴富神话里,只能扮演是“配角”——或是蹲在店里面发货、打包的小弟,穿梭在其中的拿货老板、楼层的管控人员、或者和自己一样做搬运工的。
这些规则最终汇聚成一句话,“在这里,没钱很难翻身的。”
每年12月末都是十三行的清仓季节。
以往要一手、全批、起码拿的衣服,都会被标上极低的价格,用200元就可以买到商场里面数千元的同款棉衣,100块钱3条的牛仔裤被挂在衣架上随意挑选。
这时店里的小妹,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态度了。
她们会拿着手拍板,站在店门口卖力的招揽客人,甚至大喊,“见钱就卖”,见到犹豫的客户,也会凑上去主动介绍,热情地询问,“带一件走吧?”
每当这个时候,刘青都会找个不太忙的时候,换上自己的衣服,去档口挑挑拣拣,感受大家的热情。
她喜欢将手背在身后,在衣架前逛逛,看见特别喜欢的衣服后,用“黑话”问小妹说,“这件怎么拿?”——在十三行,老板都用“拿”代替买。
等对方报价后,她再做判断,决定“带不带一件"。随后小妹会将衣服打包好,交给刘青,还没出店门,另一个档口的小妹则会招呼刘青,“过来看看。”
刘青喜欢这种感觉,换做平时,她是肯定无法得到小妹热情的款待的。
“十三行有严格的等级,而我是*级的”,说这话的时候,刘青的视线看向了大厦外密密麻麻的搬运工。
这些搬运工从河南、四川等地而来,拿着一个推车就能开工,站稳脚跟后又会从家乡带来大量男性劳动力,随时可能取代依靠老公才能接到活的刘青们——作为女性,在男多女少的搬运工团队里她并不吃香。
因此刘青时常感到无奈,望着大厦里她眼中的独立女性感叹,“都是女性,咋差异那么大呢?”
刘青也尝试思考过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
她观察过档口里面女人的手,有些女人手关键粗大,有深深的纹路,她认得那些手和自己一样,都是做过苦力的。
刘青小学毕业后辍学,十八岁的时候跟着亲戚去沿海打工。她做过后厨,在寒冷的冬天洗菜,双手在冷水里泡的发白,随后皴裂,留下厚厚老茧,后来进入工厂、回家带孩子操持家务,手更加粗糙了。
最后她得出结论,“是自己出生不好,没那个运气”。
某种程度上来说,刘青的观察和猜测没错。
十三行做生意的人多为潮汕和湖北人,其中大多出生农村,早前进过服装厂,攒钱后盘下档口再从老家带年轻人。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地域文化为根基、盘根错节的局面,不仅许多档口可以调货,甚至还有亲属关系,没有门道的外人难以融入进去。
在十三行做了多年生意的余姐摇摇头,“十三行做生意那么夸张啦”。
但她的经历某种程度上却呼应了“裙带关系”的市场——作为“不轻易的外嫁”的潮汕女人,她嫁给了一个湖北男人,后者家族在十三行盘下了数个档口,经常调货走低价,联手挤走那些没有根基的新人。
余姐想了想,“当然,想在十三行混出来,也没那么容易,光有钱不够。”
刘青还不懂十三行的门道时候,也曾尝试过“破坏规则”,她想靠近十三行一点,成为档口里面的女人,但尝试很快宣告失败。
年龄偏大、身材走形又没人脉的刘青只能随丈夫做搬运工,无法在档口要求的“熟手小妹(做过售卖的年轻女性)”要求下,也无法自如的和客户交流,谋一份销售工作。
于是刘青决定成为一个消费者,融入十三行。她见前来打货的年轻人,衣着时髦,个个拎着大黑塑料袋,里面装满了时兴的衣服时,她也想给自己和女儿选购衣服,与她而言,这是最快进入十三行的方式。
她趁着拖货的时候,走进档口,给女儿选了一条裙子,“雪白的,好多网红穿”,手刚摸上去,还不及问价,档口卖货的小妹就冷淡的说,“不零售,10件起拿”,刘青就红着脸走了。
后来她听朋友说隔壁有大楼可以零售,于是她寻了一天,特地换上干净的衣服,走进了隔壁的大楼。
但对方要求,“不能降价、单件售卖要多加20块钱,不能试穿,先开票再拿货、不允许退换”,种种约定俗成的潜规则,让刘青放弃了买衣服的打算,“万一不合适,不就浪费钱吗?”
除此之外,大厦里面的人居住豪宅、自己只能合租住在白天都见不到光的城中村里;大厦的女人可以点一份外卖,自己只能吃*的小炒,甚至自己带饭……
这些差异,让刘青清晰的感觉到,将十三行划分成了一个金字塔结构:自己是塔底的人,在十三行工作,却不属于这里,也无法进入这里;而塔身则是小妹、往来的客商,维持起了整个十三行的运转。
至于塔尖,刘青觉得,“应该是那些老板们。”
老板余姐不觉得自己是塔尖。
她在这里有3个档口,每天发出的货要用卡车拉,可她依旧觉得焦虑,自己的一点小钱,在十三行翻不出大浪。
在十三行,向上爬很难,但是下滑很容易,容易到只要闭门歇几天,高昂的房租就能压垮他们。
她探出头朝着其他的档口老板招呼一声,“你们怎么样?”
对面的老板坐在服装堆里打包,时不时回手机里的消息,“能做多少?还不是给房东打工。”余姐回过头,“看到了吧,塔尖是房东,他们就是坐等收钱的。”
余姐十年前刚来十三行的时候,最为知名的新中国大厦里档口租金约为10万,“但是现在?好一点的一个月都要30万,水电也贵,而且每天下午三点后就要关门,没生意了。”
高昂的租金,只是难做冰山一角。
“你知道十三行有多少档口吗?”店主李薇反问,说着伸出手指划拉了一个圈,“这附近像新中国大厦一样的批发市场,就不下10个,加起来有2万多个档口……”
大量的服装批发市场与档口,导致服装同质化严重。
为了避免同质化严重,不少档口聘请了设计师,做自己的原创款。这些设计师,每人每天需要出1个能送去工厂生产的版型才能勉强维持店里的上新速度。而设计灵感的来源大多是国外原创、网络图片,甚至同行店铺。
“你上午出个新款,下午隔壁店铺就能安排生产。”因此在许多主打“原创”的店铺里,墙上都贴着“禁止同行入内”的告示。
但原创并不能解决十三行的难题。
整个十三行每天的出货以千吨计算,原创占比微乎其微,加上原创的投入成本巨大,需要打版、开生产线,许多档口售卖相同衣服,不得不走上价格战的道路。
“甚至有时候,一件衣服利润低到3、5块钱”,李薇掰着手指算账,店里的小妹、养设计师的费用、水电费、工厂的押金……平摊到衣服上,一个档口每天需要卖出上千件衣服,也才能勉强对付高额的运营成本。
为了活下去,不少做批发的商家也开始做零售和一件代发,“不然怎么办?只能等‘死’。”
‘死’在十三行有特殊的意思,就是囤积了大量衣物,耗尽了现金流,关闭店面,意味着再也没办法东山再起了。
除此之外,网络也加剧了生意难做。
但网络很快就从助推器,变成了利剑。网络购物打击了线下实体店的空间,进货的主力从实体店的老板逐渐变成了网店,而这些有购买力的网店直接和工厂合作,压缩了十三行那些没有自有工厂资源的实体档口生意。
许多靠一批(从工厂拿货)售卖、又没积累太多老顾客的档口不得不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他们和大主播成为了竞争对手,为了走货物,她们不得不和直播合作,以压低利润的方式给主播供货,并提供售后服务。
许多大主播依靠粉丝购买力,直接开启“不囤货"形式在十三行卖衣服,并且将衣服利润压到前所未有的低点,然后标高价售出。
但在电商平台上,对消费者的保护让批发起家、“不退不换”的十三行面临巨大打击——这些被主播标以高价的衣服,退货成本均由档口承担。
“这就是在扰乱市场“,余姐又很快表示理解,“做生意嘛,就是这样,你不给主播供货,主播去别家怎么办,她们去找工厂怎么办?”
房租、人力成本、同质化的竞争、网络流量的垄断,让每一个在十三行的老板,都觉得迷茫。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还真像是坐在塔尖上,磨屁股。”
2021年,有不少服装档口的老板接到有盖红章的通知,从5月1日开始,档口不允许直播和走播。
在万物皆可直播、拥抱直播的当下,这个通知得到了许多批发老板的支持——直播压榨了太多的利润,传统依靠线下批发建立的销售渠道被冲击后,不可避免的走向滑落。
“如果建立秩序,可能生意就回来了?”在十三行做小妹的凌凌说,她长相好看,会穿搭,因此推款厉害,但拿到手的收入也没有之前2年多,但她不想离开女装行业。
“要知道,女人的钱才好赚”,凌凌故作老成地说,“十三行那边(和平东路,专做男装的)可没这边赚钱,你看那边女人,穿的都不如这边时尚。”
凌凌也有心去试试做主播,她听说之前有个和自己一样的卖衣服小妹,因为抓住了时机做直播,现在已经有自己的团队,翻身做老板了还买了楼,出入都是豪车。
这样的发财神话,十三行里每个都听过或者见证过。每个在十三行的女人,也都幻想过下一个神话主角能是自己,通向财富自由的道路上拥挤不堪。
“有没有想换个地方呢?”这句话,我问了许多在十三行的女人们,她们可能是小妹、可能是搬运工、可能是老板。
她们不约而同的叹了一口气,“换?换去哪儿?哪儿还能十三行这样的生意?”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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