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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久:被「嫌弃」的暴发户的一生

中国民营企业不再是草根,“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露就发芽”的草根时期结束了,它们正在成为下半场中国的“树根经济”。
2023-01-13 14:51 · 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巴九灵   
   

吴老师说自己记不得具体是哪一天了,只想起当时雀跃的心情。

在2007年初的某天,阳光很好,他看着楼下的小河,对身边的人说:“我要去见年广久了。”

他与年广久有两面之缘。

一次就是2007年,为了拍摄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吴老师去安徽芜湖拜访他。

另一次的记忆有些模糊,他说那约莫是2011年,为的是*财经的某次拍摄计划。

10多年前的画面早已被岁月冲刷得模模糊糊,但有件事他记得很清楚。

他问传闻中目不识丁的年广久:“你认不认识字?”

年广久回答说:“我识的。”

于是吴老师让他写“年广久同意”。

他放下笔,吴老师看到了纸上的字是:年广久同一。

1月12日,据媒体报道,著名民营企业家、“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月11日14时在芜湖逝世,享年84岁。

当晚,吴老师在朋友圈晒出当年与年广久会面的老照片,感慨道:“老年此生,糊糊涂涂地来,明明白白地走,值的。”

有人在评论区回吴老师,那是“草根时代”的民营企业家。

在民营经济成长为“树根”前,年广久是一个跳不过的时代音符。

01、“*商贩”

吴老师那本《激荡三十年》里*次提到年广久,话茬是接在一个“预言”之后。

书中写道:

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迅速批转了*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全国的*张个体户执照据说发给了温州的小贩章华妹。到这一年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

……

在法律和政策意义上,中国民营公司的合法性,是在此时被确定下来了。在两年后,它将遇到*个考验,而它要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保护还要断断续续地进行20年。但是,新的故事真的开始了,尽管开始得不情不愿,磕磕绊绊。

这个考验的主角,就是年广久。

年广久是安徽怀远人,文盲,前半生在街头市井过活:7岁在街巷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接过父亲的水果摊开始持家。

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年广久炒起了瓜子。

那个时候,他才二十多岁,约莫也没想过未来人生会遭遇如此多的起伏,也预判不到自己将成为时代的音符。

傻子其实不傻,那个年代,他想着要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亲被街坊称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于是索性叫个“傻子瓜子”得了。

没想到,“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挂出,竟引来一片叫好声。他的生意越来越兴旺,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这些人一个个多起来,到秋天,别人帮他一点数,居然有了12个。

这个数字不寻常。

马克思在《资本论》*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明确区分“小业主”与“资本家”:“直接参加生产过程,他就不过成了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每个师傅可以雇用的劳动者的人数不得超过一个极小的最高限额”。在1980年代初的讨论中,“七上八下”就是那条界线。

12>8,年广久成了资本家。

这种在现在看来很荒唐的事,当年却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这些讨论是不公开的,但全中国的政府官员们都在思考这个命题:“安徽有个年广久,炒瓜子雇用了12个人,算不算剥削?”

推而广之,那些新成立的个体工商户、家庭副业里,雇工数能不能超过8个?

争论一直延续到了1982年,彼时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但他的经营没有遭到实质的影响。这得益于邓小平的态度——他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并直接点名提到了年广久的傻子瓜子。

这一点名,让年广久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的名字被刻进了中国企业改革史中,在媒体的语境里,他成为了“*商贩”。

这个“*”关联的是影响力,年广久的命运从此同10多万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的命运挂上了钩,成为了“80年代民营经济的晴雨表”。

《激荡三十年》中第二次提到年广久,讲的是傻子瓜子的一次有奖销售活动。

那又是一个“敢为人先”的故事。

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三个月实现利润100万元。

但这一次,年广久的运气似乎用完了。不久后,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年广久的公司遭遇重创。

1989年年底,芜湖市突然对年广久的经济问题立案侦查,罪状是他在与芜湖郊区政府联营期间“贪污、挪用公款”。

两年前,这个全国闻名的“傻子”跟芜湖郊区政府联营办了一个瓜子厂,但他大字不识,看不懂按会计制度制作的规范账目,于是企业里的财务自然是一本糊涂账。

他却辩解说:“我只要知道进腰包多少钱,出腰包多少钱就行了。”

这个案件拖了两年,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判决,年广久的经济问题不成立,却因犯有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年广久在1989年的遭遇并非偶然。这一年,中国的企业改革陷入了“倒春寒”。来自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使很多私营老板产生了极大的恐慌心。

那时《经济日报》甚至在头版头条承认:“近一段时期,一些地方的个体工商户申请停业或自行歇业,成了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

年广久的转机与民营经济的转机同时到来,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再以“傻子”为例,强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一个多月后,年广久被无罪释放。

02、被“嫌弃”的暴发户一生

野蛮、粗暴、固执,可以总结为年广久后半生的强烈标签。

1989年被立案调查时,据年广久自己说,在法庭调查中,法官问他:你是否以解决工作为名,奸污过10名女工?他回答:不是10个,是12个。他后来对记者说,这样回答是因为:你给我凑足大满贯,我不如给你凑一打。

发言上大胆,企业经营上也没什么节操。

年广久一直习惯于家庭作坊式的劳作,到50多岁,他都打着赤膊亲自上阵,在烧得火热的大铁锅前炒瓜子。而当瓜子不够卖时,他就到其他作坊收购,装入自己的包装袋,结果因为质量参差不齐而使品牌大损。

每次年份上“逢8”,年广久都会成为媒体追寻的对象,在聚光灯下,他的这些特质更加暴露无遗。

1999年,《南风窗》记者找到年广久,用下列文字描述这位当年的“*商贩”:

他有些蓬乱的头发明显留着仓促起床的痕迹,一身藏蓝色的西装也不见平整挺括,被烟熏得发黄的手上留着长长的指甲,一枚硕大的金戒指在干瘦的手指上显得分外惹眼,消瘦的脸上透着市井生意人特有的精明。

2008年,《新财经》采访年广久,文章题目是《年广久:很傻很暴力》。

这是一篇充斥着对年广久不满的报道。

记者眼里的年广久很不寻常,作为1980年代初就能赚100万的企业家,他过分节俭,面对媒体,他凶悍又自我,嗓门很大,大到说话都像在吵架,不允许别人否定和插话。

这次采访并没能如愿获得更多商业信息,年广久不着边际地从楼下路人打架,说到粮食产量,记者几次打断均以失败告终。

问及与竞争对手“洽洽”的问题,年广久做出了夜郎式回应: “我才是瓜子业的龙头。如果我死了, 那就没办法了。否则,想跟我斗,没人干得过我。”

现实是,当年洽洽的销售额已经超越了傻子瓜子。

傻子富了,但人们还是觉得他“像个傻子”,只是走了好运罢了。

年广久心里大抵是清楚的,为了追求认同感,他也没少下功夫。

《激荡三十年》里写道:

年广久结婚四次。1987年,50岁的他同一个20出头的年轻女大学生第四次成亲,演出了一幕惊世骇俗的情感剧。在当时,他的婚姻成为人们鄙视暴发户的一个公证。

年广久有了钱后,很希望邻里乡亲社会公众另眼看他。他想通过仗义疏财换取社会对他的尊重。在儿子上中学时,经班主任介绍,他准备给学校捐一笔奖学金,当学校就此进行讨论时,许多老师提出异议:给优秀学生颁发“傻子”奖学金,这不是往学校脸上抹黑吗?

但有些努力似乎是一种徒劳,年广久对自己的评价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而许多跟他有过往来的人则说他:小事精刁,大事糊涂。

这显然不是一个高评价。

连他的儿子年金宝都说:

他当时之所以出名,是靠新闻炒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都在找典型,碰巧让他撞上了。他个性天不怕、地不怕,得罪了很多人。作为“傻子”品牌的拥有者,他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给品牌造成不少负面影响。

03、迟暮的草根和崛起的树根

直到2018年,上游新闻去芜湖采访年广久,他变得温顺了。

记者在店里观察了他一天,他们看到的画面是:

年广久坐炒货柜台旁边的凳子上。一个年轻的时髦女孩是当天*位客人,她问年广久:“哪种口味好吃?”

只见他掀起炒货盖子,示意女孩尝尝,嘴上也没停,他答道:“都好吃,椒盐味的,话梅味的,原味的,看你口味。”

在这一天里,只要有人驻足,他就站起来笑脸相迎介绍炒货。那年80多岁的他,还能熟练装袋称重,在价钱算好后,再伸手进柜台,像几十年前那样,给客人多抓一把塞进袋子。

但走出店门外,已是沧海桑田。

我们前文提过,“傻子”年广久能够一路绿灯活下来,离不开邓小平的三次搭救。

针对年广久的雇工问题,邓小平认为,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就姓“社”姓“资”的争论,“放一放”“看一看”。

针对傻子瓜子以次充好的问题,有人继续揪住雇工问题提出异议,邓小平再次表示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

第三次就是年广久入狱。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这种幸运,这恰恰验证了年广久草根一生的不安定:怕风畏雨,速生速灭,而野火烧过,明岁又复生。

在《40年40人》专访中,芜湖市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陈国胜说起了他眼中的年广久,年广久曾经讲了过去“遭受迫害”的事,“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怎么追着他没收他的瓜子的事。记者的感受是:他害怕政策变,希望得到这社会的支持。

当然那个民营经济是草根一样的年代,不会再回去了。

在预见2023·吴晓波年终秀上,吴老师给这个新世界下一个新定义:民营经济是树根经济。

他说:

从傻子瓜子开始,民营经济被称为草根经济......我必须非常认真地告诉全中国所有的朋友们,中国民营企业不再是草根,“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露就发芽”的草根时期结束了,它们正在成为下半场中国的“树根经济”。

为什么是“树根”?中国制造业500强中,民营企业362家,占到了72.4%;中国新经济500强中,民营企业422家,占比84.4%;中国A股上市公司五千多家,民营企业3168家,占到63%。

“提法”上的变化背后,是对国民认知的一次升级。而年广久这个时代音符,也将随着他的离去,画上休止。

一路走好,与那个时代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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