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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被裁2次后,我觉得65岁退休是福报

“曾经我认为工作是一份事业,如今我想工作只是一份工作,我也很难再有动力去做职业规划。在大海当中航行,个人意志是最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风往哪边吹,船长怎么想。”
2023-02-14 07:50 · 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斯通纳   
   

这个春天,一年被裁了2次的陈静终于找到了新工作。

失业像一场漫长的命运搏击,有很多次机会,眼看着要击倒对方,又突然被当头一棒,唯有等待时间过去,在关键的时刻出拳、争取胜利的机会。

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受疫情散发多发的影响,个别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出现了阶段性上升,高的时候达到过6.1%,12月份回落到了5.5%。

随着疫情影响逐渐从生活中淡去,这些失业人员的工作回归日常了吗?这一段时间的被动停驻,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一年被裁2次”

1月30日,陈静走进新公司,在新的工位摆上她的手办。1个多月前,她刚刚把它们从上一家公司工位收走。

过去一年,做互联网产品运营的她经历了2次裁员。上半年是她工作了5年半的互联网大厂,下半年是她刚入职5个月的另一家互联网企业。

危机从2021年下半年便初见端倪。

彼时,她所处的业务线线下活动开展不顺利。2022年5月,领导在群里通知了裁员的消息——“有两个选项,转外包或者拿离职大礼包走人,前者意味着月薪持平、年终奖缩水、转换base城市,没有赔偿,所以我们都没有选择这条路。”

*次被裁员,陈静last day的朋友圈。图/受访者提供

几个月后,同样的事情再次上演——第二家公司的重要分管领导离职,她所在业务线被公司战略性放弃,“只保留一小部分技术岗位,我们运营部门全部走”。

这一次,陈静早有预见:“我不在核心业务线,我做的产品属于公司内部员工使用、内部支撑的一个岗位,如果企业要降本增效,它肯定会从这种产品进行缩减。”

第二次被裁员前,陈静用照片和油画棒记录了工位外的黄昏。图/受访者提供

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做品牌公关的李想,她在2022年4月被一家互联网文娱类企业裁员。

去年,这家企业同样经历了线下活动推迟,李想自己也经历了两次小区封控。封控后返岗时,企业就向她提出了解约或者降薪,“我知道只要答应了降薪,后期是很难恢复的,因为没有办法约束,所以我选择了离职”。

做调研岗的张松柏,也分别在2022年9月、2022年11月被一家互联网教育公司、房地产企业旗下科技公司裁员。

失业的场景各不相同,原因却是相似的——公司战略调整、行业大环境改变、企业业绩不佳……市场这只巨兽抖一抖身子,无数附身其中的人就会像它身上掉下的毛一样被迫漂流。

“为了找到工作,我故意打扮得中性一些”

留给成年人失业的喘息时长可能很短。

尤其是陈静这种有房贷的压力、先生也几乎同时期失业的情况。这也是她仓促入职又再次被裁的原因之一。

但找工作的困难,还是超过了她的想象。

作为一位资深互联网人,以前只要她在招聘网站上更新一下简历,“一天就能接10个猎头电话”。

2022年开始,她明显发现基本上不会接到猎头的电话,“即使接到了,一找认识的人打听,这个岗位其实处于锁定状态,在里面的人也干着好几个人的活儿”。

互联网行业大裁员,那转型去传统行业?陈静不是没试过。

在找工作的几段时间里,她面过通信类企业、大型建筑企业、房地产企业、银行等金融企业等几十家传统企业,但因为长期在互联网行业,她并不能完全理解和适应传统企业的招聘方式。

“它们很多会有笔试,考行测题,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工作十年的人要做这种题来证明我的业务能力;这些企业我大多数一轮游,也有进入终面没有被选择的,或者几个月后又来找我但需要我重新从*轮笔试开始的……这些规则都不透明,与我熟悉的‘业务—HR—leader’的互联网企业面试流程大不相同。”

很长一段时间里,做品牌公关的李想每天都会把招聘软件上能投递简历的次数用完(约100次),还花钱买了VIP会员,可以将自己的简历在HR那置顶。

但投递打开率却越来越低,“真正跟我索要详细简历的可能每天都不会超过两个”。

过去这段时间李想的招聘软件界面(局部)。图/受访者提供

李想购买的招聘软件会员。图/受访者提供

求职者们都有共识,那些未读的简历、那些快到手却没有回音的offer,归根结底是岗位供大于求了。

企业招聘岗位缩减,当1个岗位有10个人进入终面,另外9个人就会进入焦虑的等待。即使陈静曾准备适度降低薪酬,对企业的诱惑力也不大。

岗位少,换行业的壁垒难跨越。雪上加霜的是,过去三年许多面试以视频形式进行,“有些公司直接没有提到说线下面试,即使我就在那座城市”。

张松柏便是如此,她原计划从北京到上海工作,但到了上海发现不需要线下面试。隔着网络,企业与求职者的了解程度是否与线下面试等同,也不得而知。

同时,女性求职者还会因为大龄单身遇到隐性的困难。

李想已经习以为常——“我从27岁开始,面试官就会明确地问我婚育的打算了”。随着被问得越来越多,她在去年求职过程中,计划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客观上自然是不能“解决”的,她做了形象改变:“我留了超短发,直接抹掉妆容,再加上比较中性的打扮,真的有效,反正别人一看就不太好意思问我这个问题。”

“我接受了,有一天我不是白领”

因为“被裁员—短暂入职—又被裁员”的经历,求职者们的*简历被打破了。

陈静已经没有力气在乎:“曾经我认为工作是一份事业,如今我想工作只是一份工作,我也很难再有动力去做职业规划。在大海当中航行,个人意志是最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风往哪边吹,船长怎么想。”

张松柏原本是211、985硕士学历,*份工作做了五六年,也有漂亮的经验,“但现在我的稳定性会被质疑,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年龄劣势——我已经30岁,一方面是因为有了两段被裁员的经历,但其实都是被动地换工作”。

更令她感到疲惫和危机重重的是:“企业并不能接纳一个30岁的人,只有26岁的技能,拿基于这个技能的薪资,不带团队也不做管理,它只想你一直高速成长——这真的健康吗?”

她渴望有一个地方“苟着”,但不知道是否真有这样的地方存在。

李想一边求职一边做了许多兼职:电影院场务、酒馆打酒师、护肤品检测志愿者……这些“工作”和日常健身缓解了她90%的失业焦虑,也覆盖了她每月水电房租开支。

“两年,我月消费从1万+元缩减到了2000元。”

李想2022年的健身记录和影音记录。她一边兼职一边做人间观察,在酒馆认识了很多文艺工作者,在电影院见到了吵架离场的情侣,也*次经历了假期三倍工资,还见证了电影院上座率恢复的历程……图/受访者提供

“我还坦然地告诉朋友们,我在电影院兼职。”她至今未找到工作,也做好准备,如果回不到“脚踩高跟鞋,在高大上的写字楼上班”的日子,就接受自己成为一个电影院的服务员或者便利店的工作人员。

对于没有房贷、消费不高的她来说,“白领只是标签,重要的是生活的乐趣”。

随着2022年年底防疫政策调整,生活回到了日常。1月中旬,某招聘平台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55%企业将于2023年扩大招聘规模。

这个春天,张松柏进入一家做线上会议产品的互联网公司,岗位仍然是调研;陈静也入职了一家做基础运维(计算机服务器维护)的企业,岗位仍然是产品运营。

一切都好像没变,一切又好像变了。

应受访者要求,陈静、李想、张松柏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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