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道洪：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六大攻略

当前，各地政府都在报复性拼经济，为了招项目、引资本，全都豁出去了：大家撸起袖子、挽起裤管，“996”、“5+2”、“白+黑”、“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个个都是很拼的，人人都是好样的。地方经济发展看似千头万绪，盘根错节，其实也有套路、章法、秘笈、真经之类的。关键是首先建立总量概念，确立大观格局，然后敲黑板，划重点，找抓手，选准发力点，牵住牛鼻子，抓住主要矛盾，实现重点突破。地方政府务必抓大放小，把80%、90%的精力放在10%、20%最重要的事情上，一子落而满盘活，牵一发而动全身，凭六韬以安天下，这样拼起经济来就不会打疲劳战、做无用功，完全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劳逸结合，事半功倍，真正为公务员减压、减负。近年来我遍访各地独门绝技，终于瑰集精炼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六大攻略，现在毫无保留开源发布，希望为治愈经济贡献绵薄之力。地方经济千差万别，受客观条件限制，各地未必做完全套功法，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取其一招半式，也可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人口导入大方略。经济本身是人的劳动、人的活动。人流的方向盛产繁荣。人口集聚能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地方中长期经济发展潜力。2022年，我国人口负增长85万，为61年来首次。随着我国人口的趋势性逆转，人口达峰和刘易斯拐点结伴而来，今后国内人口流动本质上是存量人口的调整，区域分化日益加剧，未来经济区域格局将随之出现深刻变化。截至2022年底，我国人口超千万城市一共17个，这些城市的发展前景值得看高一线。我国将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称为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称为特大城市，500万和1000万这两道门槛显然是许多城市规划的愿景目标。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见未来。回望我国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期间，各大城市经济实力地位的变化情况，但凡经济地位显著上升的城市，无一例外都是人口净流入的，而人口净流出的城市，经济发展大都踯躅不前，陷入瓶颈。近年来，国内很多城市的抢人大战、招工潮等，背后其实是拼经济、求发展的逻辑和动力。

人口战略、人才战略是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大计的重中之重。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大城市化、都市圈是现在进行时，而城市化已进入后期，目前2/3的城市人口流出，只有1/3的城市人口流入，区域人才竞争、人口争夺日益白热化。人口导入比招商引资更加重要，更加持久。要结合人口总量、人口结构的系统性规划，就人口导入提出量化目标，出大招、奇招，力争实现人口持续净流入：城市规划、建设必须以人为本，要宜居、宜业、宜商、宜学、宜养、宜游……总之各种适宜，没有最适宜，只有更适宜，让城市浑身散发诱人魅力，形成磁吸效应，增加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想方设法引人进来，让人来了不想走，把人留住；主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趋势，出台针对性的生育鼓励政策，促进人口再生产。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出台吸引大学毕业生、海内外人才、外地人口落户、安居、工作和创业的政策，做大户籍人口增量；通过新型城镇化让更多农民就地转化为城镇人口，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同时通过乡村振兴把农民留住，延长人口红利；产业与人才互促共进，新产业、新项目带来新人才、新人口，要围绕主导产业、重大战略项目导入技术人才、专业人才和产业大军，重点引进战略科学家、*工程师、创新型企业家、行业领军人才等，实现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工程师红利和创新红利的根本转变；因地制宜发展高等教育（如高校分支机构、特色院系或研究机构），提高人口素质。结合区域经济及产业发展情况，大力发展特色职业教育等。

第二，园区经济大文章。经济园区化、园区产业化、产业集聚化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园区经济已经并正在成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主战场，创新发展的火车头，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对外开放的主阵地，堪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发动机和增长极。近年来我国大约60-70%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科技企业及创新产业从各类园区诞生。在长三角地区，园区经济对于经济总量的贡献已达40-50%。园区业已成为新兴市场竞争主体，成为创新发展和新兴产业培育的CPU和动力引擎，呈现出强大的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

地方做大经济总量，关键是做大园区经济。园区能够有效聚集创新资源和经济要素资源，营造创新生态、产业生态，形成价值链条。要顺应产城融合的发展趋势，围绕当地经济规划布局，依托当地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综合优势，确立园区经济定位，找准突破口，做出特色，错位发展，差异化发展，探索园区经济专业化、品牌化发展新路，培育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新增长点。坚持科技和创新驱动，以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深度融合为主线，推动人才、资本、技术、政策等创新要素向园区集聚，催化当地创新生态，做强创新引擎。要抓大放小，抓大活小，大中小融通发展，营造经济生态，产业集群发展。要沿着产业链条、细分赛道深入研究产业地图，总揽各细分行业头部企业的区域分布及竞争地位、竞争态势，以此确立园区产业定位和招商引资策略。要紧密合作头部企业、创新型大企业，策划重大战略项目落地，扶持高精尖专特新企业，活跃中小微企业，让市场主体、创新主体充分发育，崛起一批产值千亿起步的新兴产业集群。鲶鱼只有和无数小鱼共存才会有吹皱一池春水的“鲶鱼效应”。抓大放小不是只要“大”不要“小”，“大”和“小”是产业生态、创新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小”绝不能忽略不计，蚂蚁雄兵的聚合效应，可以融通产业链上下游，繁荣和活跃产业集群生态；通过创新及资本加持，小微企业快速成长为独角兽、创新型大企业之类的励志故事时有发生。在园区经济发展中，政府全力引进大企业、大项目，发挥引领、支柱作用，而对中小微企业则要放水养鱼，放开搞活，让它们活力迸发，政府重在环境营造，服务精准到位，政策阳光普照，空气清新流通，水温恰到好处，活水陆续有来，养分供应不断，让鱼儿从四面八方游过来，自由自在花样游水。

市场是园区经济生命力和活力的源泉，体制、机制是园区竞争力的首要和关键。要创新园区制度安排与供给，集结政府、高校及科研院所、企业、资本等方面的创新资源和要素资源，形成财政、金融、人才、土地等政策与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和叠加效应，建立多元化、市场化投融资机制和模式，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前沿治理模式。目前国内绝大部分园区主要由当地政府或国有企业主导开发，行政化色彩比较强，应当借鉴苏州工业园及深圳民营园区的经验，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大胆探索园区开发主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开发建设管理水平，强化市场化运作，提高运行效率。要强化服务型、市场型、创新型政府建设，创新政务方式，提升政策法规的稳定性、确定性、透明性和可预期性，营造所有制中立、竞争中性的营商环境，建设市场友好型、创新友好型体制、机制。园区经济应当成为民营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融合发展的沃土，成为发育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福地。园区经济绝不能单打独斗，要跳出行政区划园区经济的局限和制约，走出低水平均衡的发展困境，坚持大开放、大联合、大合作、大融合，推进跨市、跨省、跨区域的更大范围的一体化运作，主动对接国内外发达园区，探索合作园区、飞地园区，和创新源头、产业高地、金融中心形成对接。建立跨行政区域的GDP、财税、节能减排等分享机制，实现优势互补、专业化协作和产业链协同，协同解决要素资源缺项和瓶颈。

受限用地指标等因素，各地已经很难继续开疆拓土开辟各类新园区。各地应当大力推进传统园区二次开发和腾笼换鸟，强化各类园区横向联合、垂直化整合，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优化产业布局，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出效率，实现从规模、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根本转变。更进一步，被产城融合重新定义过的园区经济，其更大的生命力或许正在长期被忽视、晾晒的传统城市空间中酝酿、发酵，这已被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城市践行的“硅巷”模式反复验证。作为创新型都市园区经济，“硅巷”模式源起于纽约。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硅巷”已经把曼哈顿中下城、布鲁克林DUMBO区等中心城区串联成科创带。纽约大硅巷区域聚集的科技初创公司超过9,000家，高科技从业人员32万，形成仅次于硅谷的科技产业集群，Uber、特斯拉等新兴企业都是硅巷孵化出来的。硅巷正在取代华尔街，助力纽约从金融中心华丽转身为科创中心。

如果说上一轮城市化、工业化，以硅谷（Silicon Valley）为代表的大批园区是农村包围城市开辟产业根据地，那么来到科创时代，以硅巷（Silicon Alley）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则瞄准城市中心地带、老城区酝酿创新革命。科创时代，创新、创投、创业、产业回归都市是大势所趋，是城市渴望的新鲜血液。现代城市既要有市井味、烟火气、人文范，还要充分兼容高科技、新产业，提升创新含量和产业浓度。创新、产业让城市更精彩，城市让创新、产业更盛开。硅巷是在旧城改造、城市更新、盘活城市存量闲置资产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传统城市空间的乾坤大挪移，是老地方长成的新空间、新生态，是城市孵化新科技与新产业的摇篮。如伦敦推出“迷你硅谷”计划，诞生了东伦敦科技城，东京、新加坡等城市都有类似的成功范例。从纽约经验看，推动“硅巷”发展的是一套围绕创新搭建的动力系统，包括解决创新源头的“应用科学”计划，降低创新门槛的“众创空间”计划，解决资金来源的“融资激励”计划，以及挖掘老旧空间新价值的“城市更新”计划，缺一不可。“硅巷”模式不仅让城市旧貌换新颜，满血复活，经济繁荣，也让政府从土地财政到产业财政都有进账。我国各个城市引入“硅巷”模式推进城市更新和园区二次开发时应当学习、借鉴其中的精髓。

第三，资本形成与积累大思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一个经济体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当致力形成与GDP规模相当，甚至超过的权益资本力量，为充实和强化经济权益资本特别是长期资本、创新资本等，提供源头活水。从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动力分析，短期增长动力主要看需求侧“三驾马车”——投资（资本形成）、消费、净出口，长期增长则取决于供给侧“三驾马车”——劳动（人口）、资本（资本积累）与创新（技术）等核心经济要素。供给侧三要素中，人口和创新是慢变量，资本是快变量。至关重要的是，供给侧的资本(资本积累)与需求侧的投资(资本形成)构成了资本这枚“硬币”的两面，资本是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时发力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正是因为当前资本及资本端供给侧改革的极端重要性，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2022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聚焦“资本”。

地方政府把目光聚焦到资本形成和积累上来，其实是跳出了债性思维、负债思维、债权思维，升级到了资本思维、权益思维、股权思维，本质上是地方经济发展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创新。那么地方如何促进资本形成和积累？招商引资天然就是资本形成和积累的过程。要积极面向境内外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大力引进各类金融分支机构、投资机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吸引境内外资本竞相集聚。针对重大产业类项目的招商引资，路径选择上要从传统招商转向新的资本招商。传统招商引资模式下，政府城投平台、园区开发公司大幅举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园区建设或环境营造等。同时政府给予落地项目足够的优惠政策，如土地、财政补贴等，或是当地政府以土地或者由国资、财政部分出资，双方合作在当地组建合资企业。这一模式下，城投平台及国资开发主体负债高企，流动性严重缺乏，消耗型的财政支持、优惠政策加重地方财政压力和负担，还有大量国有资本或财政投入长期沉淀在招商项目中，循环不起来。这就需要转变思维，树立金融思维、权益思维、资本思维。新型的资本招商，从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园区建设等开始，就要建立多元化、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安排，融资方式应该摈弃一味举债，做到股债联动、结构均衡。对于招商项目，地方财政和国有资本出资应始终把流动性放在首位，可以投资到上市公司或是可以实现证券化的企业中去，再由上市公司以募投项目方式，或由其股东（母公司或大股东）出面，自主在当地落地项目。这样落地项目完全由投资主体自己主导，政府只要全力做好服务即可，运行效率也大大提升。而且落地项目的顺利推进，又可以提升上市公司业绩及市值，或是加快证券化进程。由于政府投资的是流动性非常好、有增值空间的上市公司股权或是权益证券，随时可以增值退出，继续投入新的项目，实现良性循环。这一方式为各地所普遍推崇，成效明显。

企业扩大再生产及投资活动，本地居民储蓄的资本化转型，国资国企改革等，也是资本形成和积累的快捷路径。要活跃创新、创业氛围，发育企业家精神，引导本土企业扩大投资。要切实按照以管资本为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企资本化进程，致力打造千亿级起步、甚至万亿级规模的旗舰型国资运营平台，致力成为产业的组织者和服务商。应当看到，创新是高风险事业，项目、产业的发展之路到处是事故多发地段，国资国企、政府投资表现出的风险偏好与创新发展、产业发展存在制式不匹配的问题。因此，发挥国有资本在资本形成和积累中的牵引作用，重在制度创新，构建创新友好型和市场友好型的体制机制。最关键的制度创新是国有资本践行基金化运作，财政支持资本化、补改投，以及国资参投企业的市场化运作。基金是权益资本、创新资本的加工厂。国资基金化运作要主动充当母基金、种子资本，要善于、甘于、勇于做LP，发挥放大和引领功能，联合和引导民间资本力量，同时助力本地资金资本化转型。财政支持要转变思路，从原来的补贴转变为资本投入，通过财政支持资本化、基金化运作，有效促进权益资本的形成和积累。这样，真正让国有资本、财政资金成为风险资本、创新资本、耐心资本、长期资本。同时，国有资本投资创新型企业，应当不以控制为目的，坚持市场化运作，努力创造更大价值和理想投资回报。

2014年时任浙江衢州市长向我解读通过倍增计划进行资本招商的“如意算盘”，让我耳目一新，深受教益。当年衢州聚焦头部企业实施市值和销售额倍增计划，进行资本招商。市政府鼓励上市公司就市值倍增、非上市公司就销售额倍增进行中长期战略规划，并提出实施倍增计划的支持条件，政府会同企业一起想办法解决：如果公司业务发展要用土，政府事先预留土地；要扩产招工，政府帮助进行职业培训、招工；技术研发希望得到高校和科研院所支持，政府出面联系；要对接上下游产业链，政府帮忙张罗；如此种种。这样一来，企业市值翻倍后，再融资也可以翻倍，销售额翻倍后，扩大再生产及当地投资也会倍数放大，这无疑是*的招商引资效果。这是投资银行思维的巧妙运用，确实把招商引资这本“经”念活了，正所谓“基层有办法、高手在民间”。

地方政府要有开放的胸怀和格局，鼓励当地国有资本去到资本的源头、产业的源头，主动拥抱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中心城市，以股权、资本为纽带，与国内外*的头部基金管理机构、投资机构、上市公司合作。上世纪90年代，上海城市建设和产业培育非常缺钱，但上海市委市政府认识到香港是引进国际资本的窗口，全力支持上实集团在香港发展壮大，再依托上实募集国际资本反哺上海发展。时任董事长蔡来兴创造性地通过香港红筹公司收购上海优质资产组合打包在港上市，引领了当年九七红筹风潮，其后又通过收购、注资一系列资本运作，在1996年到2000年5年期间，总计募集超过500亿港元的国际资本投入上海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这一案例对于当前各地招商引资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和二、三十年前全国各地在香港设立窗口公司助力招商引资类似，当下地方政府国资平台也应该把触角伸到北京、上海、深圳及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先发地区，通过股权纽带、资本纽带、产业纽带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各地应当让部分觉醒的国有资本率先走出去，充当招商大使，把发达地区的产业、项目和更多的资本引进来。现在很多地方国资平台公司开始涉足基金业务，建议跳出当地，去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去到中心城市，和全国性的头部机构合作。各地在招募基金管理人时，应该杜绝内循环、小循环，建议主要考虑市外、省外特别是发达地区的头部基金管理机构。这样，就和发达地区搭建起合作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既开阔视野，又互动频繁，知己知彼，招商引资也就顺理成章顺势而为了。

第四，聚焦头部大手笔。当今世界经济已进入到以创新型大企业为中心的时代。2022年《财富》全球500强的销售收入是37.8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5，接近美国和中国GDP的总和。近年来，我国存量经济特征日趋显著，规模经济效应凸显，行业集中度提高，头部企业崛起。腾讯和阿里市值最高的时候，一度超过北京或上海的GDP。再看中国500强，2022年营收总额突破百万亿元大关，达到102.48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GDP总额84.69%。再看《财富》全球500强，2022年中国大陆包括香港136家上市企业，销售收入就达7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占全国GDP总量的62%。从《财富》世界500强上榜企业看，2020年起中国大陆上榜企业已经历史性地美国：2020年，中国大陆(含香港)上榜124家（包括台湾133家），美国121家；2022年，中国大陆上榜136家（包括台湾145家），美国上榜124家。水大鱼大，中国大市场正是养育世界一流企业的天然水域：我国作为大国经济，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还有4亿中产阶级，接近300万的高净值人群（可投资金额在1000万以上），消费市场世界*，还有正在建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预计未来很多行业、企业，*就是世界*，中国诞生自己的西门子、巴斯夫、陶氏化学、宝洁等企业，将只是时间问题。

地方经济发展要顺应经济二八分化现象，和神做邻居，围绕创新型大企业、头部企业打造创新生态和产业链，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做强本地产业。创新型大企业是创新生态的沃土和孵化基地，具有技术识别优势、长周期抗风险优势和产业链内循环优势。从国际上苹果产业链、特斯拉产业链，到国内华为产业链、宁德时代产业链、京东方产业链、中芯国际产业链、比亚迪产业链、海康威视产业链、立讯精密产业链等，大量创新业务和活动，产业链的培育，都是围绕这些头部企业展开的。合肥围绕京东方打造了“芯屏汽合”产业集群，后来又围绕行业头部企业打造了“集终生智”产业链。前不久到福建泉州芯谷考察三安光电斥资330亿元的大型项目。这是三安光电从LED芯片生产向高端化合物半导体芯片领域进军的重大战略项目。该项目落地，泉州芯谷已经成功了一半，高端化合物半导体芯片产业链上各类企业也闻风而来，包括光通讯器件、射频、滤波器、功率型半导体等领域的研发与制造企业。一些地方鼓励创新型大企业建设小型专业园区，孵化培育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企业，收到不错的效果。

要聚焦头部企业、优势企业、领军企业、独角兽、隐形冠军、上市公司配置资源，助推企业合纵连横、重组整合，实施上市公司市值倍增计划、非上市企业销售额倍增计划，全力支持这些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培育一批千亿市值或千亿销售头部企业，进而显著带动当地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要结合当地核心主导产业，联合国内外各类资本，合作国内外产业龙头，聚焦战略科学家、创新型企业家和领军人才进行招商引资和资源配置。创新往往取决于这些关键少数，围绕他们来配置资源，依托他们引领创新发展，成功的概率当然大得多。

第五，地方市值大跃进。近年来，我国把资本市场的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经济活动与资本市场的互动强化日趋紧密，参与、利用、对接资本市场日益成为地方政府的必修课。对于地方经济而言，上市公司在GDP、财政税收和就业等方面的贡献显而易见，而且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规范经营等。由于资本市场的估值和融资放大效应，上市公司还是权益性资本形成、积累和深化的催化剂，有利于充实地方经济权益资本，成为地方经济动力引擎。以科创板为例，2021年末总市值5.6万亿元，市盈率（PE）70.71倍，市净率（PB）6.55倍，市销率（PS）6.71倍。也就是说，科创板公司1亿元盈利对应70亿元估值，而10亿元净资产或营收，对应估值分别超过65亿元和67亿元。参照市场估值，公司上市前可多轮融资，上市时可以IPO融资，上市后还可持续再融资，全都是权益融资。企业充实股本实力后，间接融资也可相应放大，从而促进企业扩大再生产。而且上市企业各类融资募投对象明确，称得上最有效的招商引资，克服了政府招商引资的盲目性。如果缺席资本市场，公司往往只能参照净资产估值，且融资多以债性为主，资本化进程大为受限。

一个地方拥有多少上市公司、市值大小、经济证券化率（总市值/GDP）高低，并非噱头，恰恰是当地经济活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体现，是有含金量和技术含量的。上市公司代表先进生产力、优秀市场主体和产业竞争力，是地方经济的名片。象深圳和腾讯、平安，杭州与阿里，就是市企共荣的典型样本。格力对珠海，恒瑞对连云港，伊利对呼和浩特，海螺对芜湖，美的、碧桂园、海天味业对佛山，上市公司成为城市经济发动机。还有很多城市经济发展，就是由一二家上市公司撑起来的。象茅台对遵义、仁怀，宁德时代对宁德，五粮液对宜宾，上市公司市值远超所在城市的GDP，恰如其分的评价是市因企兴。市值从资本市场维度反映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现代产业体系发育程度，资本市场参与度、活跃度，产业、企业市场地位等。深圳南山区就是经典案例。南山以深圳1/10的人口和土地贡献了1/4的GDP，秘诀就是这个地方盛产上市公司。现在拥有上市公司200多家，总市值超过5万亿元，证券化率超过700%。当前我国证券化率总体在100%上下波动，但各地极不均衡，北京因为央企集中高达700%左右，深圳超过500%，上海约在200-300%。据2022年9月统计，我国仅25个地级市证券化率达100%，包括17个千亿GDP俱乐部在内的78个地级市证券化率甚至为零。上市公司、市值、证券化率固然不是*的，但在经济金融化的大背景下，地方经济要转变增长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缺少资本市场的“神助攻”，是走不远的。

地方政府应当像重视GDP一样重视上市公司、重视城市市值。要强化资本市场思维，聚焦发力资本市场，大力培育上市公司，做大当地市值，把经济活动和GDP更多转化为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形成杠杆放大效应，实现跨越式发展。各地可以设定100%作为经济证券化率的基本达标线，未达标的，应当加快证券化进程，已经达标的，还要继续提升。据不完全统计，有200多个地级行政区各施神通各出奇谋围绕上市公司推出各种行动计划，推动企业上市，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上海“浦江之光行动”、广东“鲲鹏计划”、浙江“凤凰行动”、江西“映山红行动”、安徽“迎客松行动”、黑龙江“紫丁香计划”、深圳“星耀鹏城”计划、浙江金华“尖峰行动”、福建泉州“刺桐红”行动……这是一大进步，说明地方政府资本市场的意识明显增强。不过，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国资平台都想控股收购上市公司，并希望把注册地搬到当地去。这类做法有待商榷，上市公司不能装装门面，关键公司首先要做强做大，有利于整合当地产业、促进产业发展，提升当地经济证券化率，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价值。建议地方国资涉足上市公司，*做第二大股东或重要股东，充其量做不控股的*大股东，从而为国资有序进退、资本运作留出空间；不必基于一些微不足道的税收考量，硬性要求上市公司注册地搬迁到当地，如果是发达地区，上市公司继续留在当地其实更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整合资源，还可进一步提升发达地区与当地经济合作的层次和水平。

第六，地方财力大突破。三年疫情叠加房地产周期下行，不少地方政府普遍连年收不抵支，入不敷出，财政赤字持续累积，资产负债表严重堪忧。2020-2022年，地方财政赤字达2.52万亿元，广义财政赤字更高。2022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5.07万亿元，杠杆率29.0%。与此同时，由于国资国企与政府的紧密关系，国企债务也是地方政府的巨大压力，突出表现在地方城投平台债务及其隐性担保问题。特别是，长期作为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土地财政已难以为继。财政收入攸关地方经济发展。如何实现地方财力大突破？当前情势下，地方政府应当跳出传统的债性思维，强化权益思维，积极拓宽股权财政和产业财政来源，同时想方设法让土地财政止跌回稳，形成土地财政、股权财政和产业财政三马齐驱的全新格局。

股权财政的文章主要做在国资国企改革及财政支持补改投上。要大力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践行国资基金化运作，真正把国资国企打磨成国有资本，并优化布局到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精尖专特新等创新领域中去，特别要主动配置当地或业务落户当地的优质上市股权，切实提高国有资本流动性和含金量。要全面提升国有资产证券化率，推动上市国企提质增效，通过中国特色估值体系建设，借助资本市场充分发现价值、提升价值。这样，股权财政就成为现实可行的路径。

与此同时，国有资本、财政资金通过基金化运作，引导、动员各类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及产业资本，结合地方产业规划进行投资和资本招商，可望带动当地相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发展，做大做强当地产业，既创造就业机会，又扩大税收来源，国有股权还有丰厚回报，形成“国有资本、财政资金投入——产业做大做强——产业财政、股权财政增收——资本再投入”的良性循环。而当地经济繁荣了，土地财政也可望得以延续。这是政府、企业、投资者多赢的棋局，既开创股权财政、产业财政和土地财政三马齐驱的局面，增厚政府财力，又搞活资本市场，吸引更多资金入市，为投资者带来财产性收入，同时产业发展和企业成长又带动税收、就业、居民收入等全面增长，经济发展这盘大棋就真正活了。深圳、苏州、合肥等地土地财政、产业财政和股权财政并驾齐驱，堪称成功的实践样本。

2020年10月国盛资本斥资30多亿元参与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核心业务板块“徐工有限”的混改。当时徐州市政府决定对徐工集团（由徐州市国资委100%拥有）全资拥有的徐工有限（包括上市公司徐工机械在内的全部工程机械业务）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混改后，徐工集团对徐工有限的持股比例降到34%，但通过老股转让、增资扩股，引入了12家战略投资者和员工持股平台，并在2020年这样经济比较困难的年份一下子拿到210亿元的增量资金，帮助徐州市解决了很多老大难问题。2021年，徐工机械宣布吸收合并徐工有限，开启徐工集团工程机械业务整体上市的进程，并于2022年8月完成，被称为“中国装备制造行业迄今*规模的吸收合并交易”。有券商研报称，徐工有限完成混改，员工持股平台增资，改制后活力释放、管理改善、产品结构优化，“新徐工”盈利能力将持续提升，预计整体长期净利率会由2020年的4.4%提升至10%以上。原上市公司徐工机械市值300亿元，市场机制发力后，“新徐工”市值现在接近800亿元。虽然徐工集团对徐工有限的持股比例大幅降低，但获得了210亿元真金白银的发展资金，而且还抱着一个价值持续提升的上市公司金娃娃，市值蛋糕做大后，徐工集团对应的权益价值可能不降反升。还能不断从资本市场通过再融资拿到更多的钱。一个市值300亿元的上市公司，按20%比例再融资也就60亿元，现在市值800亿元后，一次再融资就是160亿元，增加融资100亿元，对徐州来说等于招商引资增加100亿元。可见，国企改革就是招商引资2.0版，是资本招商的妙招。

再看网红城市合肥。合肥的发展崛起是过去20年中国城市发展的实践样本和经典案例。从2000年开始，合肥跳出当时很多城市通过举债发展经济的模式，确立了权益思维、资本思维，最终成功决胜未来。合肥既不沿海，也不那么沿江，原来离长江还有一段距离，后面通过拆县设区，才离长江近了。当时高铁去合肥都不方便。起步时合肥地方财力非常弱，优惠政策给不了，土地财政受限，也很难象其他城市走举债这条路。怎么办？这些制约条件恰恰逼出了合肥以股权财政带动产业财政和土地财政的创新之路。合肥1999年纾困科大讯飞。2007年以后多次投资京东方，政府获利300多亿元。京东方一战成名后，又开始投资合肥长鑫、兆易创新，政府收益高达千亿元量级。后来收购安世半导体，运作闻泰科技，2019年纾困蔚来汽车，国资收益和浮盈也达到千亿元级别。这些赚到的股权收益大大夯实了合肥财政实力。合肥每一单资本招商都非常成功，靠的显然不是运气，也绝非偶然、巧合可以解释，这与合肥国资、财政资金资本化、基金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是分不开的。合肥确定“芯屏汽合”、“集终生智”主导产业方向，通过国有资本、财政资金基金化运作，引导、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科创企业、创新产业加速发展。过去10年间，合肥投入资本金1,400亿元，带动总项目投资4,300亿元，再撬动上下游产业链投资超过5,000亿元。同时国有资本、财政资金也分享了科创产业高速增长的成果，保值增值后实现退出又可以再投资新项目，政府财力也大幅提升，整个运作形成了良性循环。合肥在收购安世半导体等资本招商项目中都通过与市场化基金合作，形成较好的闭环操作，既确保项目落地合肥，创造GDP、做大产业，带来税收、就业等，又依托市场化基金的专业操作，让国资投入获得理想投资收益。我2014年开始和合肥合作，是合肥资本招商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当时合肥下面的巢湖国资出资（充当LP）到我们组建的基金，参与上市公司云海金属定增，云海金属随后收购巢湖一家镁合金厂。巢湖国资主要关注招商引资的成效，我们管理团队则承担了基金能否赚钱的压力。结果是巢湖以少量出资成功实现放大好几倍的招商引资，两年后巢湖国资对基金的投资也获得理想收益顺利退出。一般说来，政府通过平台公司、国企举债，比如说城投债、银行融资，来支持城市建设，很容易造成盲目投资，同时也加重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而合肥确立权益思维、资本思维，通过基金化运作进行股权投资，都是有效投资。现在国家倡导扩大有效投资，当中关键是政府要抑制债性投资的冲动，真正尊重资本市场，运用金融思维、权益思维、资本思维，通过直接融资、权益投资来谋划经济发展。

（周道洪为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盛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