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并购IBM的PC后 我直接把美国的CEO炒了

　　我当时也没这么想过，所以就把奖金给发超了。结果相关部门一样拿这个东西来查你……后来才改的所得税。你看这明显不合理吧?

　　另外又比如说定价，当时有物价局，产品怎么定价呢?只认硬件的钱。例如我们做了一个联想式汉字系统，定价方法就是把成本——买元器件的成本和加工费算在一块，再加一个他们认为的最高利润，比如25%，售价就不能再高了。但他们不知道人本身的智力发明也应该是值钱的，结果软件开发一分钱不算。

　　所以当时我们开发了汉卡以后，海淀区物价局认为要罚我们100万，我们一年利润才几十万块钱愣要罚100万，把你罚垮了才算，怎么去求、去说都不行。

　　经济观察报：那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柳传志：最后这事的处理方式就是自己变通。比如发奖金，我就偷着拿支票换了现金，就不记帐了。中关村别的企业都那么做(记者注：指直接发三倍以上奖金)，但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因为这么做查出来以后责任得我来承担，但是奖金是发给工作人员的，我又不拿。所以当时我们员工挣了工资奖金是他自己的，责任是我的，但利益不是我的。

　　90年代初的时候，有人说联想的业务这么好，咱们在边上另外办一个公司，等那个公司差不多了，咱们把联想好业务往那儿一转，你就到那儿是大老板，我们也占点股份，这个公司就不要了。

　　但我坚决不让，就是因为周光召院长号召我们出来，坚决支持我们走民企的路。我要这么做的话除了良心上过不去以外，整个中国科学院的高科技产业化道路也就垮了，那对周院长将是巨大打击。而我的习惯是跟科学院谈清楚，我们应该得什么。

　　经济观察报：明着做，明着来。

　　柳传志：对，明着来。比如像刚才有些政策边缘的事，我就把边缘算清楚，到哪一道就是过了一点也是出大事了，到哪一道你坚决按他的东西做一步也错不了，我算得比较准。

　　例如进口问题，当时我们划分了五颗星。*颗星是*等级最安稳，那就什么事都做不了，五颗星就纯走私，风险很大。做到第三颗星就是我们买人家的走私品，(卖的时候)发票齐全，到我这儿不出任何问题。当时是制度上很混乱的期间，企业领导人就要花很多的精力去研究这些事。

　　经济观察报：那么你觉得中国企业家商业环境的重大分水岭就是九十年代吗?

　　柳传志：*次就是九十年代，中国要加入WTO之前。就是加入WTO这件事，把中国好些事都弄得规范了。相比80年代的时候，90年代当然是越变越好，到了2000年后，审批制度又越来越多，又有些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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