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专注、愈单纯,就愈有力。”这是被称为“IC设计教父”的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在介绍企业经营宗旨时最常用的词。在他的带领下,联发科从被质疑的“山寨手机芯厂”发展成为世界级芯片企业。
2020年7月,联发科创造了2002年以来股价的新高,市值达到1.12万亿新台币,一度超过郭台铭的鸿海(富士康集团),成为中国台湾地区市值仅次于台积电的企业。
他和他的企业是如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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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从台湾大学毕业的蔡明介,成为通用高雄分公司一名测试工程师。在家里人看来,他也算是完成了幼时的梦想。
读小学时,蔡明介在《我的志愿》一文中写到,长大后要成为一名工程师或者科学家。在当时他的理解中,工程师可以改变世界。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他的工作是每天盯着示波器检查产品,*能用得上的知识还是初中学过的欧姆定律。蔡明介不禁疑惑:这还是工程师吗?
工作不如意,蔡明介后来选择辞职继续深造,去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攻读电机硕士。
刚拿到硕士学位的蔡明介,刚好赶上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与RCA公司的一个合作项目,要招募芯片工程师。彼时,IC(集成电路)半导体是新兴的高科技产业,蔡明介不想错过这样的机遇,于是放弃了读博的计划,应聘成为这个项目的5位IC设计师之一。
项目结束后,蔡明介返台进入工业技术研究院任职,负责开发IC产品。不过,由于经费受限,研究院只能单纯采取的复制策略,外加产品没有销路,蔡明介的IC设计之路并不顺利,这一度让他非常苦恼。
1982年,台湾联合通电公司(简称联电)总经理曹兴诚向他发出芯片设计部门负责人的职位邀请,蔡明介欣然允诺。
彼时,曹兴诚对他*的要求就是要把芯片做出来。面对一穷二白的局面,蔡明介决定在从美国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加强与工研院的合作,与此同时,在联电内部建立研发阵容。在他的领导下,联电逐渐在芯片市场有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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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景不长。
一开始,联电采取“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一方面是像台积电那样走代工模式,另一方面则加大IC产品的研发,但有客户却质疑在代工厂内设立IC设计部门,有盗用客户设计之嫌。
受此影响,联电为了稳住客户的需求,决定不再进行IC设计,原有的IC设计团队需要逐渐剥离出去,蔡明介就这样被迫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1997年,蔡明介领导联电的集成电路设计部门成立了多媒体小组,这就是“联发科技”的前身。团队最初只有20余人,但蔡明介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独立出来创业,收入从哪里来呢?这是摆在蔡明介面前的一道*的难题。在反复研究之后,蔡明介决定带领联发科切入CD-ROM(只读光盘)芯片市场。
他这么做有两个理由:一是那个时候主板芯片、绘图芯片的市场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二是台湾的IT产业正围绕PC业务展开,处于高速发展期。
为了快速打开市场,公司将CD-ROM芯片从原来的三颗整合成两颗,与此同时,将DVD内分别负责视频和数字解码功能的两颗芯片整合到一颗芯片上。这样做有两大好处,一是芯片的倍速可以大幅度提升,第二产品价格大幅度降低,从而使得联发科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2001年,联发科在DVD芯片市场上已经占据了60%的份额。同年7月,联发科在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首日便涨停。2003年,联发科的收入达到380.64亿元(新台币),正式跻身全球前十大IC设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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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强北,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1995年,深圳国际电子城正式在此开业,随后万商、大百汇等相继开业,得益于紧邻香港的地理优势,华强北逐步成为中国南方*的电子产品生产及批发零售中心。
当时甚至有外国创业者说:“在硅谷需要花两个月才能搞定的400个元器件,在华强北一天就能凑齐。”
彼时的蔡明介怎么也想不到,这里日后竟然成为了联发科的福地。
在CD-ROM、DVD芯片市场一路攻城略地的同时,危机也悄然来袭。相关科技产品增长乏力,市场已经趋于饱和,蔡明介意识到联发科要继续成长,必须要找到新的增长点。
在他看来,这个新的增长点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市场空间要足够大,二是要有技术门槛作为壁垒,第三点也是最为关键的是要和联发科原有的方向保持一致。
经过广泛的市场调研和深思熟虑,蔡明介将目光瞄向了通讯芯片领域。他明白尽管已经有巨头出现,但随着移动手机在新兴国家的普及,这个市场的容量会不断增大。
基于此,联发科很快全力投入到手机芯片的研发中。经过不断地攻关,在2003年年底,联发科手机芯片终于开发完成。产品是有了,但却没有销路。
因为彼时的手机芯片市场,是德州仪器、英飞凌等大厂的天下,联发科要想从诺基亚等一线手机品牌打开市场根本是不可能的。
新业务前景暗淡,传统的DVD和CD业务也出现了大幅下滑,联发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一次偶然的机会,蔡明介了解到大陆用户对内置MP3、FM调频收音机的功能机相当追捧。“把这些媒体功能整合到手机里面去,说不定能成?”蔡明介意识到。
2004年,蔡明介带着这套解决方案进入大陆市场,其低成本、高质量、多媒体等要素,迅速受到中小型手机客户的喜爱,山寨机的时代由此到来,华强北更是成为了山寨手机的聚集地。
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彼时中国的三线以下城市以及广大农村地区,手机的普及度并不是很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手机价格太贵。联发科这次破坏性的创新,极大地降低了移动手机的成本,很快占领了这片蓝海,甚至风靡非洲、印度等海外市场。
与此同时,大陆的政策红利也为联发科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2007年10月,中国取消手机牌照核准制度,转而对手机颁发进网许可证。这一政策的出台让生产手机的门槛大幅降低。
联发科趁势推出了“交钥匙解决方案”,将手机产业的上游与中游环节整合,把芯片、软件平台和设计全部完成,手机厂商只需要购买屏幕、摄像头、外壳、键盘等简单零部件就可以出品手机,再次降低了手机生产的门槛。
到了2008年,联发科手机芯片收入营收已经突破总体的50%,一跃成为世界前三IC设计厂商,仅次于德州仪器和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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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9日,在万众瞩目下,乔布斯登上了舞台,他发布了一款*革新意义的产品:初代苹果手机,智能手机时代由此到来。
新的潮流滚滚而来,但联发科一味沉溺于功能机的辉煌成就。更为危险的是,联发科的大本营也遭到了后起之秀展讯的威胁。彼时,展讯借着联发科MT6253芯片的失误,趁势推出一款质优价廉的2G芯片,一举打入三星、摩托罗拉等品牌厂商的供应体系,蚕食着联发科的市场份额。
直到2010年7月12日,联发科才正式加入谷歌的“开放手机联盟”计划,宣称要打造联发科专属的安卓智能手机解决方案。
不过,联发科的动作还是慢了。2011年上半年,联发科期内实现营收408.23亿新台币,同比大幅下滑34.84%。
在蔡明介看来,面对挑战,联发科要恢复创业精神。所谓的创业精神,最重要的不只是努力工作,而是要寻找及确认机会、采取行动,并承担风险。基于此,蔡明介决定大刀阔斧对联发科进行变革。
首先是调整产品策略,聚焦智能手机。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蔡明介意识到已经没有必须在功能机方面话费太多的资源,于是将功能机平台看砍到只剩两个,集中资源主攻智能手机。
其次重新调整组织架构。联发科内部原有手机、电视、DVD三大事业部,蔡明介将其调整为九个事业部门,与此同时,将手机部门细分为功能手机、智能手机、先进技术三个子部门。调整完成后,联发科新品推出的速度大幅度提升,仅2012年,产品就迭代了三次。
最后加大营销投资。此前,联发科经常对市场预测失准,导致芯片缺货现象十分严重。意识到问题所在的蔡明介,毅然加大对营销的投资,尤其是在印度、南美等新兴市场。
通过这次调整过,企业的活力的得到激发。而联发科在也在智能手机领域,发布了MT6575单核处理器、MT6577双核处理器、MT6589四核处理器、MT6592八核处理器等一系列产品,受到市场的欢迎。
2011年,联发科在中国大陆的智能手机芯片出货量仅为1000万,2012年底出货量就达到了了1.1亿,增速十分迅猛。
2012年蔡明介获选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百大CEO”,是中国台湾*入选这份榜单的企业家。在提到联发科长期以来维持高绩效的因素时,蔡明介表示是坚持企业的使命与价值,即从不中断提供更好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给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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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端智能机市场取得一席之地后,联发科开始考虑向中端市场迈进。
2014年,联发科发布的“真八核”的MT6592,可实现八颗核心同时运转,支持未来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多任务处理和高品质多媒体应用。
在相关的描述中,MT6592由8颗Cortex-A7核心构成,采用台积电28nm工艺,最高频率可达2GHz,也是联发科进军中高端市场的试水之作。
彼时的联发科信心满满。
“八核处理器将推动国内智能手机品牌规模向1500元以上的中高端产品升级过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联发科总经理谢清江表示。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在联发科高调宣传不久后,一些搭载MT6592的智能手机售价却跌破千元。比如酷派的大神1,售价只有888元,红米手机更是直接降到了799元。
尽管铩羽而归,但联发科并没有打算放弃对高端市场的野望。2015年,联发科又推出Helio X系列,定位高端市场,这次直接对标的是高通800系列。
联发科宣称,Helio X10是一款主频为2.2GHz的64位真八核芯片,搭载ARM Cortex-A53架构,采用28nm工艺,拥有强大的移动运算性能以及不错的多媒体功能体验。
一开始,市场还算认可。HTC One M9+、魅族MX5、金立E8等旗舰手机都搭载了该芯片。其中,HTC One M9+甚至卖到了4000元的价位。
更为关键的,老对手高通的失误也给了联发科可趁之机。彼时,高通骁龙810出现过热问题,Helio X10成为了许多手机厂商的首先。在2016年上半年,联发科营收与市场占有率均创下新高,4G芯片的出货量甚至一度超越了老对手高通。
只是,长期以来的中低端属性,影响了联发科在高端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小米和乐视最终还是把Helio X10用在了千元机上,搭载联发科的X10系列芯片的红米Note 3,售价仅为799元
谢清江用“含泪数钞票”形容与小米的合作。在他看来,彼时的高价手机市场已逐渐饱和,导致4G芯片价格战加剧,所以既然怎么都要流泪,能够数钞票还算好。
后来,联发科推出了的Helio X30,定位高端,但最终没能在市场上掀起波澜。2017年年末,联发科高管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未来一年联发科将暂停高端产品Helio X系列的研发工作,全力投入到中端产品Helio P系列的设计中。
或许有万般不甘,联发科冲击高端之路只能暂时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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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联发科在中国台湾的上市企业中,市值一直排在台积电和富士康之后,位居第三。
但2020年以来,联发科股价连续上涨,最终在7月份超越富士康。尽管此后又有所回落,但如今联发科股价为1.08万亿新台币,与富士康的1.09万亿新台币,相差不大。
其中的核心原因是,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富士康已经疲态尽显,尤其是近年来苹果公司试图降低对其依赖程度,寻求供应链的多元化。反观联发科,随着5G技术的普及,面临的是数千亿元的芯片市场。
蔡明介曾经提出著名的“一代拳王”理论。一家刚起步的芯片设计公司,如果能够顺利推出一种新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很容易后发先至,一下子就成为市场中的“拳王”。不过,因为成功太快、太容易,这些芯片公司很容易就被新一代“拳王”推下宝座。
“一代拳王”理论点出的事实是:没有创新、没有未来。尤其是随着5G时代的来临,市场需求再次发生变化,对芯片厂商来说,创新意味着抢占先机。
联发科自然也不甘落后。
2019年11月,联发科发布了旗下*的5G芯片“天玑1000”,根据联发科的介绍,这款芯片是采用了7纳米的工艺制程,也是全球*支持5g双卡双待的芯片。
此外,联发科不仅推出了5G基带芯片Helio M70,还于年底推出了基于7nm工艺和A77+G77架构的5G处理器天玑1000,以及面向中低端的5G SoC天玑800。
Counterpoint数据显示,在2019年全球手机芯片市场中,联发科在2019年以24.6%的市场占有率位居第二,仅次于高通,相较于2018年提升了10.6%。
根据财报,2019年全年联发科实现了2462亿新台币(约81.6亿美元)的营收,全年净利达232亿新台币(约7.7亿美元),迎来了其近三年来的最高点。在本次财报中,联发科还提到,在整个5G生命周期,联发科预计将拿下全球外购5G芯片的40%市场份额。
而受“禁令”升级的影响,台积电很有可能没有办法继续给华为代工制造芯片,华为有可能面临着芯片断供的困境,联发科成为了不错的选择。
近日,联发科公布了9月份营收情况,公司实现营收新台币378.66亿元(约合人民币88.61亿元),同比增长61.18%,环比增长15.74%。公告中还指出,今年1-9月,联发科实现营收新台币2257.41亿元,同比增长24.37%。
“S曲线”也是蔡明介最常提到的概念。在他看来,S曲线是代表一个产品从发展初始阶段到最终阶段的曲线,即使在S曲线中段才切入,只要掌握好技术、弹性、效率,不见得扳不倒大巨人”。
在新旧技术更替的复杂形势下,联发科或许正迎来扳倒巨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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