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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佃农之子到华人首富!揭秘台湾最低调神秘的“聚财之神”蔡万霖的一生传奇!

一个来自贫困地区的穷小子,依靠勇气、勤奋和智慧,通过投身新兴事业而获得商业成功。然而在大富之后,他并未陷入物质享乐或者精神空虚,而是以一种清教徒般克勤克俭和矢志不渝的态度,不断壮大自己的事业,并保持家族和基业长青。
2016-08-09 10:50 · 华商韬略  迟玉德   
   

  在历届“华人首富”中,台湾霖园集团创始人蔡万霖恐怕是最为沉默的一位。

  1989年到2002年,蔡万霖一直被《财富》杂志评选为“台湾首富”,1995年则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世界第六大富豪”暨“华人首富”,但他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包括在2004年即将离世之际。

  对于外部世界,蔡万霖似乎没有什么好说的:对于自己的成就,他不说别人也都看得到。作为一个从八岁开始闯荡台北,从社会*层一步一个脚印打入上流社会的商人,他更在乎的不是通过言辞来塑造自身形象,而是通过功业来改变家族命运以及社会面貌。

  佃农之子

  1924年11月10日,蔡万霖出生于台湾苗栗县竹南村,为他接生的不是产婆,而是他的父亲蔡福安。这倒不是因为他父亲是一名医生,而是家里实在穷得请不起产婆。

  蔡家所在的村子地少人多,土地贫瘠,除了种田外,没有别的营生。当地还时常遭遇台风,而台风一来颗粒无收。在这种环境下,蔡福安精打细算也难以周全一家人的生活。更艰难的是,和当时很多家庭一样,他们还子女多,共育有五男三女,蔡万霖是第三个男孩,而每个孩子一出生就是一张“讨债”的嘴。

  由于从小营养不良,蔡万霖的个头很矮小,成年后都不足一米六。但他已经算是幸运的了,他的大哥蔡万生发育得更不好,还未成年便因心肌炎无钱医治去世了。

  生活将蔡氏夫妇逼到了墙角,但他们并未丧失斗志,就在蔡万霖出生、家境极为艰苦的1924年,夫妇俩决定勒紧裤腰带省钱,供二儿子蔡万春到当地的竹南公学读书。对于他们而言,这是*的希望了。

  蔡万春出生于1916年,比蔡万霖大8岁,非常聪明,读书成绩也很好。除了读书之外,他还常和弟弟蔡万霖一起陪父亲下地干活,另外去打一些短工,比如帮别人家盖房子。但即便如此,家里的经济条件还是得不到根本性改善,到蔡万春16岁时,家里实在没钱供他念下去了。

  蔡万春

  为了寻找出路,1932年3月的一天,蔡万春发起了一次家庭会议。会上,他表示要带着8岁的弟弟蔡万霖,去投靠家在台北郊区的大姨夫,希望能在那里闯出一片天地。

  蔡福安夫妇答应了老二的请求,随后去买了两张火车票,并把全家仅有的2.9元钱交给老二,最后嘱咐道:“以后就全靠你们自己了!”

  上阵兄弟兵

  到了台北之后,蔡万春和蔡万霖先是从最熟悉的营生做起,他们在万华的汀州路一带种菜,然后将菜贩运到闹市区叫卖。当时是日治时期,他们发现日本人买菜时一般不会挑挑拣拣,也不怎么打价,比较有利可图,而且没有多少人敢做,于是他们就专攻这个市场。

  这份营生让他们稳定了下来,蔡万霖也开始上学。不过,蔡万春的理想不是跑到大台北来就当个菜贩子,次年他结束了卖菜生意,转而进入日本著名化妆品公司资生堂做推销员。

  蔡万春在资生堂干了七年,第三年就被晋升为台中分公司经理,是资生堂的*个本省籍主管。

  1939年,蔡万霖的学业读到了一个阶段,15岁的他不想继续念下去了,也想出来赚钱养家。不久,他在大姨夫家附近的一个空心砖厂找到了一份按件计酬的工作。由于工作认真且勤奋,他每次都能拿到最高的薪水。

  看弟弟蔡万霖如此用功,哥哥蔡万春觉得,兄弟俩与其都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创业,于是在1940年辞去了资生堂台中分公司经理之职,回到台北找项目。

  一天,蔡万春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说可以用鱼类、水果和蔬菜合成酱油。他凭借童年的经验觉得此事可行,于是一边研制配方,一边筹措豆类原料和寻找买家。当时搞到豆类原料和获得*买家都需要当局认可,这时,蔡万春之前的积累便起到了关键作用,为生意的落地铺平了道路。而这个酱油生意让兄弟俩赚到了*桶金。

  一位台湾媒体人向华商韬略介绍说,在以上过程中,蔡万霖一直担当蔡万春助手兼谋士的角色,逐一落实哥哥交办的各项任务,而且对来往账目记忆得特别清楚。兄弟俩的分工大体可总结为:哥哥蔡万春主外,弟弟蔡万霖主内。

  酱油生意之后,他们又开发了米醋生意,也大获成功。之后,兄弟俩又凭借赚到的大笔资金进军食品、杂货、旅店、矿业、橡胶和日化等多个领域,从中赚了不少钱,到台湾光复前已积累了60万元资产,在台北商界颇有声名。

  进入金融业

  1949年,蒋介石带领国民党退守台湾,台湾进入新的时代。这时,已在台北颇有影响力的蔡氏兄弟决定更上一层楼,而*步就是打通政界人脉。

  1950年,台湾推动县市“议员选举”,蔡万春积极参与并竞选台北“议员”成功。此后,他便和弟弟蔡万霖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并分别当选过两届台北“市议员”。在这一背景的支持下,兄弟二人开始向更高门槛的生意——金融业进军。

  蔡氏兄弟进入金融业的*炮是入主十信。

  十信全称“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是日本人于1911年成立的一家基层金融机构,在台湾光复后由国民党政府托管。一直以来,十信都显得很不起眼,在全台湾的73家信用合作社中排名第61位。到了1957年,连台湾当局都不愿意再经营十信了,转而寻找承包人。

  蔡氏兄弟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他们当时正大量购置土地,急需周转资金,而有了十信就有了融资渠道。不久他们便加入了竞标队伍,并凭借在政界的影响力,顺利拿到了十信的经营权。

  入主十信之后,蔡氏兄弟提出了“一元开户幸福存款”的口号,希望通过降低储蓄门槛,快速做大储蓄规模。而这个口号正好契合了台湾当局的政治愿望,它也希望通过促进民间储蓄来筹集经济发展资金。

  为了表示支持,蒋介石甚至亲自到十信存款,而随后大批高层纷纷效仿。于是,“幸福存款”运动迅速风靡全岛,连中小学生都办了“幸福存折”。这使十信仅用四年时间就发展成为全台*大信用合作社。

  受此鼓舞,蔡氏兄弟于1961年在金融行业再度出手。

  当时台湾当局首度向民间开放保险业,释放出八张保险牌照,具体事务则由1966年成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的严家淦(gàn)主持,而严家淦则将其中一张牌照给了一个叫林顶立的前国民党特工。

  林顶立知道保险是个好生意,但他没有那么多钱——设立资本需要3000万元新台币。于是他找到台北商界名人张传祥,但很可惜张传祥也没有那么多钱。不过张传祥有找钱的渠道,他曾做过台北市议会“议长”,与蔡氏兄弟是同僚,关系一直不错,他知道蔡氏兄弟有钱,而且为人可靠,于是就带着林顶立去寻求合作。

  三方见面后一拍即合,很快就达成了成立国泰系保险公司的合作协议。1961年3月16日,国泰产物保险公司成立;8月15日,国泰人寿保险公司成立。在职权分配上,林顶立担任董事长,蔡万春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蔡万霖则担任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

  这两家保险公司还得到了严家淦的首肯,他派自己的门生、财政部门负责人周宏涛,参加了于9月10日举行的国泰大楼启用剪彩仪式,并且签约成为国泰人寿的*位保户。


严家淦

  “国泰”这个名字是林顶立取的,寓意“国泰民安”。此后,台湾真的富裕了,而蔡氏兄弟则在这一过程中飞黄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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