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外卖和匍匐在生活上的女人

　　作为母亲的心愿

　　吴彩铃说着自己每天有一项必做的事情：跟儿子视频。吴彩铃的儿子现在在老家山西，交给自己的公公婆婆照顾。他们夫妻两在北京打工，每个月都要给老家打3000~4000元的生活费。

　　“带孩子的毕竟是老人家嘛，也没有经济来源，我能贴补家里就尽量贴补一下。”她说可能是大城市消费高，攒不下钱，同村儿的其他年轻人每个月都只往家里打1000元钱。但是她不能，因为她不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太过拮据，那怕自己过的紧巴巴一些。

　　“我小时候家里特别穷，我的两个哥哥很早就辍学帮家里做事，但是还是人手有些不够。所以我读到初中的时候也不读了，出来帮爸爸做事。”吴彩铃说至今还记得当年自己想买东西买不起的感觉。

　　贫穷像是一锅滚烫的铁水，生活一旦被掰碎了洒落其中，就会迅速融化在里面，然后凝结成划分阶层的最致密的铁板。但她不想儿子陷入循环贫困的坚冰中，不想儿子读书的时候被别人瞧不起，她希望他能够走出来，离开农村。

　　她很积极的向我展示手机里儿子的照片。那是一个身着蓝色上衣的小男孩，正在走向别处的他扭脸望向镜头，他身后是小片的菜园和一列窑洞，那是吴彩铃真正的家。

　　吴彩铃现在每个月可以挣4000元左右，丈夫挣得也差不多。扣掉每个月的1000元的房租，加上日常的饮食开销，每个月还能存下1000~2000元。

　　“那烟呢？每个月花多少钱。”“烟？我都是一次性买一条，拿一条红塔山只要65块钱，可以抽好久。”

　　除了抽烟还有喝酒，这是她为数不多的消遣和娱乐活动之一。

　　吴彩铃每周日会给自己放一天假，然后跟同在北京的老乡们聚一聚，而聚会的常规项目就是喝酒。上周她过生日，更是很奢侈的将一帮兄弟聚在餐馆吃了个饭。

　　“当时有一位哥们儿喝的有点多，吐了一地。餐厅的服务员在结账的时候拦着我不让走，说要收100块的清洁费。但我以前就是xx餐厅的传菜员，有处理过类似事情的经验，我们这行从来没有要求收过清洁费，如果客人吐了我们打扫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我后来跟她谈，让她别骗我，然后她后来就没有收我的钱。” 

　　她说这话的时候很骄傲，并且还叮嘱我，如果以后碰到这种情况也不要被骗了。但不是每个外来务工人员都像吴彩铃这般有反抗精神，有更多的农村人，他们不懂这些门道，城里人让他们赔，他们觉得自己确实是犯了很大的错误，所以就乖乖拿钱出来了，即使这钱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聚会结束以后，因为没有过度放纵的喝酒，吴彩铃自己反倒是那个最清醒的人，于是她安排了朋友们安全回家，最后她才回到自己家中。

　　　被欺骗以后，她选择不揭发

　　当然，也不是什么人都称之为“哥们儿”。

　　说起来是件很窝火的事情。吴彩铃刚开始做配送的时候业务还不熟练，有时候一天接的单多了便送不过来。那天时间比较紧，于是她委托站里的一位顺路的同事帮着捎带一份餐。

　　原本觉得松了一口气，谁知后来订餐者根本没有受到自己的食物，为此他还给吴彩铃打了一个差评，并给予了投诉。公司收到投诉后给予吴彩铃口头警告，并处罚了她100元的工资。

　　吴彩铃刚开始觉得莫名其妙，后来有同事点醒她才意识到，可能是那个帮忙捎带的同事看她年纪小，又是女的，觉得比较好欺负。所以这位同事自己把那份餐吃掉了，根本没有帮她送到订餐者手中。她说至此才算看清楚了一些事情：不是谁都可以相信的。

　　有朋友劝她，说可以把这件事跟领导反映，而且她的手机里的记录其实也是证据。只要吴彩铃把这件事说出来，就不用被扣钱了。但是吴彩铃告诉我，这位欺骗她的同事很有可能因为她“告状”被辞退：“都是出来讨生活，也不容易，把人家工作搞没了挺不合适的。”于是她决定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现在我还有时候还能在配送站见到这名同事，不过我已经不跟他说话了。而且现在我不会再找任何人帮我代送餐了，我谁都不相信，我只相信我自己。”吴彩铃说这句话的时候特别无奈，她又补充说到：“如果有人要我帮忙捎带一份餐的话，我还是愿意的”

　　她虽然不相信任何人，但她希望自己是个可以被相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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